（德國之聲中文網）莫言2012年獲得諾貝爾文學獎以來，受到中共政權反對者和擁護者兩邊的批評。前者批評他為中共審查體制辯護，其中最令人難以接受的是他在諾獎頒獎典禮之後的記者會上，將言論審查與機場安檢相提並論，稱之為一種令人不快但必要的做法。後者則是將他為之辯護的審查制度用到他自己身上，認為他的作品政治審查不過關，迎合西方價值觀，暴露國家陰暗面，抹黑社會主義制度。最新的一起事件，是有一位網民高調宣稱起訴莫言，理由是莫言在《紅高粱家族》、《豐乳肥臀》等小說中“詆毀抹黑英雄先烈”、“美化侵略戰爭”和“貶低中國人民”，請求法院判決則“莫言向全國人民道歉”、“賠償全體國人名譽損失費15億元”等等。據稱，該起訴行為得到超過8000人的支持。
也有很多人站出來為莫言辯護，其中包括被認為是官方喉舌的媒體人胡錫進。胡錫進認為，莫言的“創作活動得到中國體制和讀者群體的雙重肯定”，“是中國現代文學的引領者，他也是幫著外國人了解中國的文化溝通者之一”。他認為起訴莫言是網絡炒作的“歪招”，是在借“愛國”、“正能量”旗號“扣政治帽子”。最新的消息是，這位網民宣稱同時起訴胡錫進。
為莫言辯護的兩種意見
網易有一篇帖子的標題是：“起訴莫言的人要起訴胡錫進了，在民粹眼裡公公知識分子也是公知”——“公公”是指古代被閹割後為皇宮服務的男性官員，意思是說胡錫進是一心一意的專制體制辯護者。“公知”即批判體制的公共知識分子，長期以來是胡錫進作戰的對象。但是，近年來，在“小粉紅”眼裡，這二者之間的界限模糊不清，“公知”固然十惡不赦，“公公”也顯得十分可疑。
不得不說，在為莫言辯護這一點上，胡錫進和很多公共知識分子的立場大體一致。這些意見分為兩個方面：一方面認為莫言並沒有詆毀抹黑革命先烈，因為歷史和人類都具有復雜性，文學作品應該被允許去呈現“復雜中國”，而不是寫成簡單的政治宣言。在很多人看來，這也是習近平要求的“講好中國故事”的一部分。其實，所謂“講好中國故事”中的“好”，也是一種“迎合西方人”的姿態——得到西方人的認可，由此成為“幫著外國人了解中國的文化溝通者”。在這個意義上，莫言獲得諾獎被認為是一種“文化自信”的成功，符合官方定義的中國人的驕傲。
另一方面，按照世界文學的標准來“講好中國故事”，就意味著其作品中一定會有不是“正能量”的歷史記錄、世相描繪和社會批判。辯護者稱，當局應該體諒這些作家，社會應該寬容批評的聲音。進一步的辯論認為，正因為有了這些“不和諧的雜音”，社會才更加和諧穩定。
在目前的中國社會，這些辯護可以大聲地說出來，而且能夠得到很多擔心“文革”重演者的支持。但是，它很難說服那些支持起訴莫言的民眾。沒錯，高調起訴者可能重在個人炒作，但是他的支持者中有很多真正的義憤填膺者。他們受到官方民族主義教育，也有國家法律和其他判例作為後盾。
“英烈保護法”和莫言的“罪證”
中國2018年頒發的“英雄烈士保護法”中第二十二條規定，“禁止歪曲、醜化、褻瀆、否定英雄烈士事跡和精神”，“任何組織和個人不得在公共場所、互聯網或者利用廣播電視、電影、出版物等，以侮辱、誹謗或者其他方式侵害英雄烈士的姓名、肖像、名譽、榮譽”。假如有人認為這條法規形同虛設，只是說說而已，可以了解一下“羅昌平詆毀英烈”案。2021年10月6日，知名媒體人羅昌平在新浪微博就長津湖戰役發表意見，認為“半個世紀之後國人少有反思這場戰爭的正義性，就像當年的沙雕連不會懷疑上峰的‘英明決策’”，遭到官方媒體和網民的圍攻，其新浪微博賬戶立即被封禁。羅昌平也於次日警方拘押。2022年5月，三亞市城郊人民法院判處羅昌平有期徒刑7個月並在多家媒體公開賠禮道歉。
在這條法規之外，還有警方趁手好用的”尋釁滋事”罪名。2022年8月在蘇州官方打造的“日本風情街”——淮海街，一位中國女孩身穿日式浴衣拍照，被一位警察大聲呵斥，並以涉嫌“尋釁滋事”帶到派出所訊問。
因此，有人說起訴莫言開了一個極端構陷的先例，這顯然並不事實。
宣稱起訴莫言的網民列舉了莫言小說中的若干描述和觀點，正如他的一位支持者所說，“整理出的非常詳細的材料，包括哪本書、哪年出版的、哪一頁、哪一行、寫的哪些文字，涉嫌污蔑八路軍不真心抗日，說八路軍偷盜，說八路軍沒有得到人民群眾的支持，說八路軍攻擊民間抗日組織，寫土匪伸張正義殺八路軍，說八路軍是‘紅狗’”。
熟悉莫言作品的人都知道，這些列舉並非捏造。和他的同輩作家一樣，莫言的作品的意義，在很大程度上就是顛覆了官宣歷史的文學塑造，嘗試探索黑暗歷史和真實人性。他的確寫了抗日民間組織者痛罵八路軍“不抗日”，是“畜生、漢奸、秦檜”，也的確寫了侵華日軍士兵的臉“美麗、溫暖、漂亮、親切”，等等等等。如果按照羅昌平被判刑的標准，他的罪證可謂罄竹難書，被判刑坐十輩子牢都不夠。
在這場“起訴莫言鬧劇”之前，早就有網民發現，莫言可不是臨時犯事，而是蓄謀已久，以抹黑祖國為生。最大的罪證就是諾獎委員會給他的頒獎詞，被認為“全篇侮辱中國”。
頒獎詞說，“莫言是個詩人，他撕下了程式化的宣傳海報，讓個人在芸芸眾生中凸顯而出。莫言用譏諷和嘲弄的手法向歷史及其謊言、向政治虛偽和被剝奪後的貧瘠發起攻擊。他用戲弄和不加掩飾的快感，揭露了人類生活的最黑暗方面，在不經意間找到了有強烈象征意義的形象”，“他給我們展示的世界沒有真相、沒有常識、更沒有憐憫，那裡的人們都魯莽、無助和荒謬”。
這位網民要求：“莫言大師，請退回恥辱的諾貝爾文學獎！”“因為，這個國家是我們的，因為美好的社會是我們人民創造的，歷史不容扭曲，革命先烈不容抹黑”，“正義會遲到，如果我們不堅持去做，那正義肯定就會缺席了”。他還發現，“而令我們欣慰的是，人民在覺醒，特別是年輕人已經越來越不相信那些老公知們的謊言了！”
莫言為言論審查辯護與“在真實中生活”
起訴莫言的網民還宣稱，他會堅持投訴舉報莫言五年。五年之後，“莫言依舊逍遙法外，沒被處理，這個世界依舊混亂扭曲”，他會考慮用暴力手段懲罰莫言。對於這種明目張膽的暴力威脅，沒有警察認為他“尋釁滋事”，帶到派出所去訊問。這些被縱容的民間言語攻擊和暴力威脅，是無所不在的官方言論審查的一部分。
身為中國作協副主席、全國政協委員的莫言，不只一次為中國的言論審查辯護。比如，2013年在中國社會科學院舉辦的“中德作家論壇”上，他說：“審查確實還是在各個國家都存在，我想是不是在德國也存在，在中國也存在。沒有審查好像也是一種幻想。在中國涉及一些敏感問題，例如民族問題、邊界問題和一些歷史問題都是挺復雜的，都是在寫作時應該回避掉的，因為這容易傷害別人，或引發糾紛。”
莫言並非不知道人們在討論中國的言論審查時指的是當局嚴格的政治審查，而不是他反復誤導的減少對普通人或者弱勢人群的有害信息，比如歧視少數民族言論。事實正好相反，當局對涉及少數民族言論的審查，是要禁止對其歧視和鎮壓政策的揭露和批評。
莫言也並非不知道一個正常社會的作家應該是什麼樣子。他在2005年的一次演講中說，“講真話毫無疑問是一個作家寶貴的素質”。由此，他說出了這段被廣為傳播的名言：“我有一種偏見，我認為文學作品永遠不是唱贊歌的工具。文學藝術就是應該暴露黑暗，揭示社會的不公正，也包括揭示人類心靈深處的陰暗面，揭示惡的成分。”
那麼應該怎樣理解莫言的“精神分裂”呢？對中國人來說，理解一個人對極權政府的妥協、苟且和合作並不困難。這被認為是迫不得已的生存策略，甚至是一種生存智慧。它讓人想到捷克作家和政治家哈維爾描述的“水果店經理”。在共產專制時代的捷克斯洛伐克，水果店經理在櫥窗貼上標語“全世界無產者，聯合起來”，並非因為他多在乎全世界無產者是否聯合起來，而僅僅是表明“懂得我該作什麼，是守本分的。我是個靠得住的人，無可挑剔。我很聽話，所以該過上平安日子”。
哈維爾由此反思極權政治的意識形態語言，認為它制造了一個用來代替真實世界的表象世界，讓虛偽與謊言充斥著社會。這是一種權力的儀式，讓所有人產生自我異化。哈維爾認為，知識分子應該思考如何生活在真實之中，在真實中生活就會自然地變成反抗體制的基點。
從前述頒獎詞就可以看出，莫言獲得諾獎，不僅僅因為他的寫作技巧，更因為他作為寫作者的道義和良知。因此，人們有理由認為他不僅僅是一位“水果店經理”。而且，為言論審查辯護也不等於同貼個“全世界無產者，聯合起來”的標語。
值得一提的是，就在那次“中德作家論壇”上，同樣處境的作家、作協官員方方說，“在這一點上，我的觀點有一點點差異”。她認為，自由的空間小於以往任何時候，這是必須要面對的現實。她說，必須要承認審查極為嚴格，開放度很小，限制很多，各方面現在都“毫無疑問地在往後走”。
“捍衛我們自己就是捍衛莫言”
可能有人會認為，在莫言遭到起訴和圍攻的當下，深入的討論有落井下石之嫌，正確的姿態應該是“捍衛莫言”，“捍衛莫言就是捍衛我們自己”。我當然支持對“起訴鬧劇”的批評和對創作自由的捍衛。同時我也知道，胡錫進對官方立場心知肚明，莫言暫時沒有危險——不是因為他的作品沒有違反“英雄烈士保護法”，而是因為他是受到“體制肯定”的作家。
我也希望能夠更加真實地面對當下中國的現實。這個現實並不是“我們的社會怎麼能夠容忍如此荒唐的鬧劇”，而是這樣的鬧劇時時刻刻都在發生。我們可以通過捍衛莫言來捍衛自己，但也可以直接捍衛自己、朋友和陌生人，捍衛被判刑的羅昌平，被訓斥的蘇州和服女孩，被刪號的“公知”，被圍攻的性少數人群權利倡導者，被隨意關押的西藏人和被失蹤的維吾爾人。
相較於“捍衛莫言就是捍衛我們自己”，可能更好的立場和行動是“捍衛我們自己就是捍衛莫言”。
作者長平是中國資深媒體人、時事評論作家，六四記憶·人權博物館總策展人，現居德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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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長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