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國之聲中文網）迷失在競爭壓力下的中國中學生；因移民背景在歐洲感到排斥甚至無望的年輕人；承受著家庭和國家雙重暴力的阿富汗女孩；無法體驗青春，冒著生命危險為社會正義奮鬥的馬達加斯加少年——這些迥然不同的命運，發生在各個平行的時空裡，雖顯得不可思議，卻是各自社會背景下的必然。
與往年一樣，第74屆柏林電影節在褒貶不一的評價聲中落幕。然而主辦方似乎並不畏懼爭議，即將卸任的電影節負責人李森貝克（Mariette Rissenbeek）曾提出今年的願景：“我們希望增強社會談論沖突的能力”。
在不絕於耳的政治立場爭議中，李森貝克的願景竟恰如其分地貫穿了整個電影節；甚至在大部分以青少年故事為核心的影片中，“談論沖突”這一願景也得以印證。
中國：無休止的“內卷”
頗巧的是，今年中國內地導演在柏林呈現的6部長片中，有5部都是以青少年的故事為主線展開的。
摻雜於淡淡的初戀中的階層差異，困惑著14歲的少年李星。成功地擺脫了“窺視貧窮”的他者邏輯，在電影《小半截》中，導演劉耀楠將眼光落在主角堅韌又充滿張力的潛能上，帶領觀眾與少年們一起在漆黑的“洞穴”裡探索性和自己的人生道路。導演大膽的象征手法，使該片在今年的中國影片中尤為特別。
在巨大的“內卷”環境下，考上好大學，成為“人上人”幾乎是所有中國父母對孩子的期待。聽莫扎特、肖邦，寫書法，讀英文，電影《家庭簡史》裡出身貧寒的男孩為實現階級跨越，從小就無師自通地自我培養。然而，忽略溝通，灌輸所謂“落後就要挨打”的觀念，使青少年接受國家、學校和家庭的規訓，似乎是幾億中國家庭的共性。
林見捷的《家庭簡史》，以及獲得“新生代”單元青年評審團特別表揚的，瞿尤嘉的電影《開始的槍》也都圍繞著中學生的經歷，揭示了這樣一種常見的中國家庭生態。
然而另一邊，應對“內卷”的另一種方式是“躺平”。“論壇”單元（Forum）中導演晉江的電影《共和國》記錄了北京胡同裡幾個崇尚“愛與光明”的嬉皮青年的日常。他們遠離現實，沉浸在自己建立的小小“共和國”裡，聽著仿佛永不過時的披頭士（Beatles）和平克·弗洛伊德（Pink Floyd）。然而這樣的日子能過多久，幾個蜷在6平米小平房裡大談布爾什維克理想（Bolshevism）的大孩子們自己也不知道。
阿富汗，馬達加斯加：最困苦的角落？
獲得“新生代”單元國際評審團長片特別表揚的紀錄片《梅貝戈爾》，是關於一個拒絕認命的阿富汗難民女孩，不顧父親的暴力阻撓，為理想不懈奔走的故事。導演阿拉姆貝吉（Sarvnaz Alambeigi）展現了數百萬在伊朗社會邊緣掙扎的阿富汗難民備受歧視，不能上學，更不允許正式工作的現實困境。
片名“破碎的花”（梅貝戈爾）是剛滿18歲的紀錄片女主人公的名字。但與該含義不同的是，為逃離戰爭和塔利班極權，常年與家人在伊朗作為難民的阿富汗女孩不是一個能被輕易擊碎的人。為全家人賺取吃喝，梅貝戈爾同時打幾份零工，只有每天夜幕低垂後，才轉好幾趟車，在一片漆黑中打著手電，步行回到距市中心十幾公裡外的貧民區裡去。
梅貝戈爾最大的心願是成為一名專業拳擊手，並回到阿富汗打拳。雖然深知塔利班對女性的強壓，但對年輕的梅貝戈爾來說，留在伊朗也無法令她實現理想。伊朗不但沒有女性拳擊運動，數百萬不能獲得合法身份，卻仍活在伊朗數十載的阿富汗難民被壓於社會最底層，已是一個無望且不爭的事實。
和梅貝戈爾一樣，電影《非洲迪斯科：馬達加斯加的歷史》中的男孩柯瓦麥（Kwame）也是一個過早被剝奪青春，沒書可讀，十幾歲就肩負家庭生計的年輕人。一次意外中，和他一同淘礦的好朋友慘遭槍殺，柯瓦麥回到家鄉，卻被卷進一場反國家腐敗的民眾抵抗運動中。
然而，因運動背後武裝矛盾復雜，參與抵抗可能隨時危及生命。柯瓦麥的父親也死於1970年代反殖民、爭取自由和正義的平民革命裡，夾在友情和父親遺志的兩難選擇中，柯瓦麥最終站到了為正義奮鬥的一邊。
導演拉扎納奧納（Luck Razanajaona）說，作為非洲最窮困的國家之一，在馬達加斯加制作電影是非常困難的事情，這部影片是該國第一部走出國際的長片電影。
菲律賓：顛覆傳統，探討性與身體
一個看上去矮墩墩的男孩安朵（Andoy）探索身體，並發現自己同性戀取向的成長經歷，是菲律賓導演瑞安·馬查多（Ryan Machado）給柏林電影節“新生代”單元帶來的一個驚喜。
雖不乏傳統觀念的束縛，據時代雜志（TIME）稱，人口超過1億，近八成人口信仰天主教的菲律賓，對男女同性戀、雙性戀和變性者的接受程度在東南亞地區名列前茅。
影片《最後一場放映》，是一部中國觀眾在國內正式影院或電影節仍絕無機會看到的、有關青少年探尋性取向的影片。
片中柔和美麗的畫面和導演對青春期性渴望的表達，即溫暖又自然。故事講述的方式不但讓人不覺淫穢，更出色地將青少年對身體好奇又厭惡，對性向往又疑慮的復雜心情刻畫得生動而細膩。
“堅持對話”（Im Gespräch bleiben）是今年柏林電影節官方提出的宗旨。盡管伴隨著多重的政治爭議，電影節的確做到了用電影去促進人們“堅持對話”的目的。
鼓勵年輕觀眾和父母通過影像領略多元化世界的態度雖不可多得，但在現實世界中，千千萬萬處於同一花季的青少年卻要面臨截然不同的命運和人生選擇，這中間的悲劇能否改變？誰來改變？可能是電影散場後，作為觀眾的我們都應思考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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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Xin L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