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訪:23條增外企成本 香港尚未「內地化」
(德國之聲中文網)香港立法會3月19日無異議全票通過《基本法》第23條草案,特首李家超稱這是「香港的歷史時刻」,國家安全終得保障。歐盟發佈聲明表示,條例加劇對香港基本自由和政治多元的侵蝕,涉及「境外干預」與「國家秘密」有關的條款定義寬泛,且具有域外效力,質疑香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的長期吸引力。香港德國商會在諮詢期間數度與港府會晤表達意見,DW在草案通過前採訪商會主席Johannes Hack,請他分享看法。以下為專訪內容,在不影響原意與脈絡下,經編輯節錄整理。
DW:《基本法》第23條會多大程度影響香港外商?有什麼影響?
Johannes Hack:關於第23條,我們試圖指出兩個關注點:一個是守規成本(compliance cost),另一個是觀感(perception)。
守規方面,說實話無論在哪裡開展業務,每出台一項法律,都要付出一定的守規成本,在歐盟和德國也有很多企業必須遵守的生態方面法規。就第23條而言,我們當然希望遵守法律,不想誤觸或以其他方式觸犯法律,這是需要付出成本的,可能的問題是某些定義實際上相當寬泛,像是國家秘密的定義。例如,外資企業在接觸數據和出版報告時,可能要增加資源和人力,讓法律和合規部門確保內容安全,以防這些資料和業務受挑戰。
所有涉及勾結(境外勢力)的部分定義顯然也非常寬泛,且罰則相當嚴厲,這可能導致企業過度遵守——不再有所作為、不再在香港做本來會做的事情,這是企業面臨的一個問題。
另一個是認知觀感,平心而論,如果你生活在香港,你會知道香港和內地還是有很大的不同,很多方面都是。我去過內地,也在香港生活了6年,但是在德國,很多人似乎都認為香港實際上只是中國的一部分了。當然,在香港我們要反對這種看法,這是因為香港有其價值——我這裡說的是商業價值——香港是中國(的一部分),但不是中國,它是一個不一樣的中國。
第23條的部分措辭,有關「國家秘密」的定義更傾向於中國大陸那邊的定義。如果我們與德國的利益相關者討論這些問題,可能需要做更多的游說工作告訴他們:你看,香港還是有優勢的。你所熟悉的香港還在,它可能不是跟5、6、7年前的香港100%一樣,但跟中國仍有明顯不同。這就是觀感問題。
還有一個問題,尤其是對德國企業來說,因為德國企業在中國的實力非常強大,我們是最大的外國直接投資來源國,我們顯然喜歡在中國開展業務,但如果香港與中國大陸完全一樣,或者被認為更像中國大陸,那麼當然風險可能會增加。德國企業會認為:那我們為什麼不把香港排除在外、直接去中國大陸呢?
DW:能不能給我們舉幾個例子?外商之中哪些行業會更關心遵守第23條?
Johannes Hack:很好的問題。實際上對於德國公司來說,我估計他們不會受最大影響。因為傳統上,德國公司在香港主要從事物流和採購業務,在金融服務方面不是很強,觸犯此類法律的風險真的很低。
不過,資料數據行業情況就大不相同了,我認為金融服務業的風險還是略高。他們在諮詢階段顯然討論過:如果寫了一份關於中國大陸股票的看跌報告,會發生什麼?這會成為問題嗎?政府回覆:不,這不是問題,如果分析有理有據的話。
我認為最大的問題還有那些尚未進入香港、在觀望追蹤局勢的公司。從本質上講,香港提供的是服務型經濟,如果想吸引新的業務,資料數據、生物健康行業等等是關鍵。顯然,這些領域可能會有問題。
不管出於什麼原因,如果我碰巧知道在大陸試用的某種藥物導致了異常多的嚴重疾病,而這是我在與政府官員討論時得到的訊息。如果我經由香港把這個消息回報,這顯然會產生影響。那這算數嗎?屬於國家機密嗎?會被涵蓋(在23條)嗎?
DW:如果我沒理解錯的話,目前為止您們最關心的是國家機密問題。除此之外,我們還看到有很多關於所謂境外勢力或境外組織的立法內容。對於外國人和在香港經營的外國組織,這類境外干涉的罪行是否也讓您擔心?
Johannes Hack:自2020年以來,《國家安全法》已經到位,實際上該法中也有一個勾結條款,且相當廣泛。廣義來看,關於勾結的問題在某種程度上一直存在。現在有了這部法律(23條),關於它可能意味著什麼又有了更多、更細、更深的討論。
我不想積極思考它可能用在哪,也許我想消極地說,我不認為它應該對企業有用。如我剛才所說,內地政府非常清楚地看到了香港和「兩制」的價值。但我也清楚地看到,無論是在內地還是香港,現在求穩都被放在首位,只有穩定了才能繼續前進,經營才能更好,這可能是從亞洲的角度來看的;從西方的角度來看,這也是一種相當恰當的思考方式,但也許平衡有點不同。回到你的問題,但願「與外國勢力勾結採取行動」這不是企業通常需要擔心的事情。
DW:23條不足以成為一個夠大的因素,令到外資離開香港嗎?
Johannes Hack:我對此表示懷疑。顯然,中國市場仍然是一個有趣的市場,而且是我們都非常積極選擇追求的市場。不僅僅是中國市場,這裡靠近東盟,我們在許多國家做生意,相信我,那裡的外部條件比香港苛刻得多,但我們仍然在那裡做生意,因為它是值得的。所以我不認為任何人會看到這一點(23條),然後就說:好吧,我準備要撤離這裡。
如果你本來就不在香港,正在思考要不要去其它亞洲城市,那可能會有影響。但這又是很難準確衡量的,這也是為什麼我們一直告訴政府:記住,解釋得越清楚、越準確,代價就越低。相對地,企業守規的成本也會更低。但這都是相對的,並不是一個絕對的數字。
DW:過去數年外資企業面對的另一個問題是,政治局勢和移民潮下導致本地人才流失。香港政府在經歷了過去的亂盪之後,正在努力重塑國際形象。總的來說,您認為香港是否回到了復甦的正確軌道?
Johannes Hack:我認為香港已經做了很多事情,正在朝著正確的方向前進。我已經公開說過,可以再明確地說,我個人是非常喜歡香港的,我認為香港是一個非常好的城市,生活質量非常高。對我們來說,讓人們搬到這裡來工作是非常容易的,所以沒有那麼嚴重的人才問題,因為我們確實吸引了很多人來這裡。
我再次希望香港政府在立法通過後,繼續向前邁進,然後表明安全問題已經解決了,現在讓我們專注於開放,專注於參與,讓香港成為一個吸引人來做生意的地方。他們在這方面做得很好,但總是可以做得更多的。關於開放,我們認為還能有更多的發展,包含與23條無關的方面,例如我們一直在推動讓香港居民更容易地進出大灣區。
DW:簡而言之,您認為香港經濟要復甦並與國際商界重新建立聯繫,面臨的最大挑戰是什麼?
Johannes Hack:從香港以外的歐洲角度來看,顯然是要確保人們認為香港與大陸有本質區別,確保「一國」是毫無疑問,但「兩制」要在實踐中被明確展現。僅僅說「兩制」是不夠的,必須讓人們看到它的存在,因此香港需要在某些方面表現出內地不可能有的開放性,讓人們清楚地看到這是香港而不是內地,讓人們看到香港是中國和西方之間的一個獨特的地方,同時又是中國的一部分。
DW: 那麼您所說香港的「兩制」特點會否被23立法損害?
Johannes Hack:如果該法沒有拿來運用,那麼它只是法規中的另一條法律罷了,並不意味著什麼,但如果它被經常使用,那麼就有可能對我們產生影響。因為顯然會有聲音關注它對業務造成的影響,這是我應該注意的。但我還是願意採取積極的態度,因為這是中央政府和《基本法》要求必須這樣做的。在這之後,香港就可以專注於其他事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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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Phoebe Ko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