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國之聲中文網）德國總理肖爾茨將對中國進行為期三天的訪問，在三位部長和一個經濟代表團的陪同下，對北京、上海、重慶進行訪問。您作為學者對此次訪問感興趣的方面是什麼？
費多麗（Doris Fischer）：我覺得除了北京、上海之外，肖爾茨還將到訪另外一個城市重慶，這很好。
媒體評論說，陪同前往的不是按慣例的經濟部長，而是另外幾位部長，但我覺得這也與此次行程的具體內容有關。
我覺得，在目前時機下，談話和溝通愈加重要，而不是出於恐懼看待中國。請不要誤解我的意思，我們當然要注意與中國合作時存在的風險，但不對話、不見面不是解決的方法。只有見面談話，才能商討有批評性的議題。這是通電話或網絡會晤不能代替的。從這個角度看，我認為肖爾茨去訪問中國是積極的，至於訪問結果則須觀望。
有媒體認為，12人經濟代表團的隨訪似乎與德國“去風險”的戰略相違背。您認為呢？
費多麗：假如隨訪的經濟代表團不談及任何存在的問題，而只是去簽合同，那的確發出與“去風險”不同的信號。但我從媒體獲得的信息並非如此。德國經濟界感到在中國有些問題必須提出來討論，也需要政界的參予支持。事實上，德國經濟界也有不盡相同的立場，肖爾茨此行因此也不那麼容易。
德國希望降低與中國緊密交織的關系的風險，其中也包括政治風險。
對隨訪的經濟代表團來說，這是一個良好的機會，能夠與德國總理在飛機上有當面交流的機會，就政策進行溝通，這是可以理解的。
德國對於中國的依賴性是備受關注的話題。這一依賴性目前的危險程度有多大？
費多麗：在疫情期間我們學習到，在關鍵原材料或醫藥領域過於依賴單一來源，比如中國，這是不夠謹慎的。這需要德國經濟界、政府去反思一旦發生危機時的韌性。危機可能有很多種，比如胡塞武裝對船只的攻擊，又或者是政治性的，比如我們從與俄羅斯的關系中吸取的教訓。
中國在國際市場上具有價格優勢。因此，這也是一種成本價格與供給安全之間的考量。我們過去缺乏這種考慮。
鑑於中國與俄羅斯的關系，台海局勢以及南中國海緊張局勢等，這是一個復雜的局面，也的確面臨風險。但我們可以與中國談這一議題。
您提到成本價格與供給安全之間的考量。”去風險”的代價有多大？
費多麗：如果我們一直追求最低的價格，那就不能抱怨對中國有依賴性。
中國需要世界市場，而我們需要中國便宜的產品。過去20年，中國政府很好地利用了全球化的趨勢，而我們的政治決策者則並未預見到目前的局面。
如果我們現在想要“去風險”，那麼會同時帶來一些風險：成本價格更高；氣候保護方面，可能我們的進度會減緩；政府預算零赤字的目標更難；可能引起中國政府的不滿。
最後一條我認為是最小的問題。我們可以向中國闡明其大規模生產盡管降低了世界市場價格，但同時也可能摧毀我們的工業。雙方有不同的立場意見，但可以進行討論。
您提到中國產能過剩的問題。您覺得如何解決這一問題？
費多麗：如果我們現在去指責中國進行補貼，那麼中國可能會說你們也在補貼。所以必須有足夠證明有濫用補貼的現象存在。如果閱讀一下中國的文件，那麼習近平的目標恰恰是，建立一個強大的市場，以便給中國帶來極大的優勢。這是否在公平競爭的範疇之內，是一個可以討論的話題。
我們比較熟悉的是一個國家內部的不公平競爭：一個有市場力量的企業在市場上惡性地壓低價格，將財力不足的競爭對手擠出市場。而在中國有類似的做法，如果有兩家大企業，那麼考慮到這兩家本土企業在國際市場上將相互競爭，因此，習近平政府扶持他們的兼並，幫助中國企業做大走向國際市場。
鑑於中國的規模之大，我們需要對其補貼等政策展開討論。
我認為可以跳脫政治體系來討論這一話題。即便中國是一個民主政體，如果有一個雄心勃勃的民族主義政府也可能實行這樣的政策。
現在媒體對這些經濟議題的討論，往往著重在地緣政治比如中美對抗，是與美國保持一致，還是靠攏中國，這讓討論更復雜。
在某些領域，我認為，是可以與中國政府討論，如何在世界競爭體系內進行協調。
中國構成的挑戰不是新的。現在比如汽車工業感受到壓力。但汽車工業在數字化、電氣化方面一直固步自封，沒有認識到中國在這方面的進展。這無法僅歸咎於中國企業。
該如何同中國談這些議題？
費多麗：我的看法是，我們看到挑戰，我們必須與中國談我們的利益所在。這是行得通的。如果同中國談價值觀，會困難一些。我們也太過經常地為了便宜的價格而犧牲了我們的價值觀。
德國經濟部長哈貝克任內6月將首次訪華，您如何評價？
費多麗：很好。希望他可以看到北京、上海之外的中國，比如去南方，或者去郊區看一看，而不是僅局限於大都市。希望他能夠盡可能與多方面人士會晤，中德經濟界、政界代表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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