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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ML成功的祕訣: 荷蘭記者臥底採訪全紀錄

台北2024年5月22日 — DIGITIMES Asia趁荷蘭記者、《Focus – The ASML Way》一書作者 Marc Hijink(以下簡稱MH)訪問台灣期間進行獨家專訪,深入探討了全球領先的半導體微影機製造商ASML的複雜世界。

Marc回顧他貼身採訪ASML的經驗,分享關於ASML在地緣政治緊張局勢下的韌性、戰略創新焦點以及推動其成功的人文因素的見解。隨著ASML因應出口管制並擴大在亞洲布局,這次採訪提供了一個窺視塑造半導體產業未來的挑戰和機會。

Marc也與TechInsights副董 G. Dan Hutcheson 一同參加了最新的GeoWatch視訊訪談《揭秘卓越:ASML的發展及其超越之路》,該節目已於5月16日上午9:30在DIGITIMES的YouTube頻道播出,歡迎收看。

問:Marc,請您自我介紹,並告訴我們是什麼激發了您寫這本書的靈感?

MH:當然。我是一名荷蘭報紙記者,這已經是我第二次來到台北,我已經愛上了這裡。對於這本書,我在ASML融入了相當長的時間。在那之前,我是一名財經記者,曾經報導過ASML公司,正開始往科技報導深入研究。

在某個時候,我想是在疫情期間,我問ASML是否可以追蹤公司,看看ASML在全球供應鏈的所有麻煩中是如何應對的,因為全世界都不得不面對短缺問題。

在疫情期間,晶片短缺出現了。在地緣政治緊張局勢達到頂峰時,ASML成了每家報紙頭版的焦點。對我來說,這像是一個完美的機會,我可以深入瞭解ASML,並親身體驗他們是如何應對外部巨大壓力。

經過一年的時間,我為荷蘭商報(NRC)撰寫了一篇詳盡的文章。然後出版商來連繫我,表達對這主題的興趣。我告知ASML外界對其甚感興趣,並請求允許我執筆並收集協力廠商甚至第四方的來源,核實一切是否準確。

ASML給了我這個機會,我對此深深感激。所以我對ASML有了一個長期、客觀的全景視角。他們從不干涉寫什麼或不能寫什麼。我有機會在全世界各地旅行,看到他們的不同部門,進入無塵室,旁聽董事會會議,與高階主管多次會面,這些都是很棒的故事。

問:過程中有什麼難忘的經歷嗎?

MH:其中一個場景是在德國奧伯科亨,那是一個非常小的山村。奧伯科亨是蔡司(Carl Zeiss)的總部,是ASML的極紫外線(EUV)微影機最重要零件的供應商之一。ASML生產的微影機就像一個巨大的影印機,有極精密的光源和鏡頭,蔡司製造這些非常複雜的鏡頭。

在蔡司實驗室,我看到了幾米高的巨大密室,它們看起來像是被削掉一半的潛水艇,他們在那裝置中創造真空來測量微影機內部的鏡子。

這些鏡子極度平坦,如果在上面照射一束雷射,然後把它瞄準月球,甚至能精準打到一個高爾夫球。其平坦的程度,已經精密到原子級別。

那場景就像進入了一部《007》電影,你會看到構建一個在未來5~6年後會被用在手機晶片或者人工智慧(AI)晶片中所需要的技術。

問:ASML有一段時間它瀕臨破產,是什麼因素助它扭轉了命運?

MH:大約40年前,ASML起步時經歷了非常艱難的時期,幾乎每隔幾年就瀕臨破產,因為當時晶片製造產業出現了巨大的低谷。作為一家剛起步的公司,ASML舉步維艱。

但ASML幸運地倖存下來,並且專注在單一技術上。他們集中了所有的資源和創新力量在微影機上。當開始專注於長遠發展時,投資是十分巨大的。

即使在低谷時期,ASML的研發投入也超越競爭對手。ASML投入了更多的資金,這在某種程度上幫助他們持續突破未來世代的技術。

我認為這種專注也體現在他們對客戶的態度上。ASML只有幾個重要的客戶,大概就5~6個。他們認為及時交付這些機器,遵守承諾按時交貨非常重要。

ASML的機器還不完美,即使是地球上最先進的High-NA極紫外光(EUV)微影機,仍還需要大幅度的調校,卻已經開始出貨了。ASML和客戶一起合作,調校系統。

這種合作和聯繫方式,在ASML和其客戶之間形成一種革命情感。從數字上看,花這麼多錢購買一台甚至不知道最後是否有效的機器,有點瘋狂。但ASML從此獲得經驗,所以對客戶的關注也是非常重要的。

有趣之處在於,ASML往往會因為太專注而忽略了其他的事情。作為一名記者,看到即使像ASML這樣的高科技公司,有時也會在其他事務上失誤,這是很有趣的。

問:ASML在保持領導地位方面面臨著哪些挑戰,尤其是美國限制向中國出口微影機的情況?

MH:是的,出口管制不僅影響了作為市場領導者的ASML,還影響了其日本競爭對手,如尼康和佳能。因此,所有微影機製造商都受到了這些措施的影響。

回顧ASML的歷史,在冷戰結束後發展迅速,這是在1989年,因為規則比冷戰時期放鬆了很多。ASML傳統上並不太關心政治,他們專注於技術。然而時代已經改變,ASML必須成熟起來。

ASML位於一個小國家—荷蘭,這並不是一個像美國或中國那樣的地緣政治超級大國。所以要捍衛自己的主權對於ASML來說有點困難。

這樣一個對全球半導體產業非常重要的公司,自然希望藉由定義自己為歐洲公司來取得較大話語權,因為歐洲本身是一個超級大國,但出口管制事務是由荷蘭政府決定的。

我的觀點是,ASML應該被視為一家歐洲公司,因為它的發展已經遠遠超越了國界。如果回顧ASML的歷史,公司最初得到了許多歐洲的資金支持。例如在EUV的發展中,有一個歐洲基金參與其中。所以如果回顧歷史,ASML確實是一家歐洲公司。

問:荷蘭政府提出一個「貝多芬計畫」,旨在把ASML留在荷蘭,現在成效如何呢?

MH:首先我們來談談貝多芬這個秘密的代號。沒有理由選擇一個作曲家的名字。但我認為這與Veldhoven有關,那是ASML的總部,這是一個在荷蘭的小城鎮,與稍大一點的Eindhoven城鎮相鄰。

荷蘭政府試圖在基礎設施、教育體系和更便宜的住房方面投資更多,這些都是在Veldhoven附近的。

ASML正在荷蘭擴大其規模,但在這個地小人稠的國家擴張很困難。所以需要來自政府的支持,由國家補貼興建更多的道路、招募更多的技術人才和興建宿舍,給所有想要在ASML工作的人提供一個居住的地方。

但ASML的擴張也取決於供應鏈。這台巨大的微影機大約80%是由其他公司製造或外包的。蔡司(Carl Zeis)就是其中一個非常重要的供應商,另外也有VDL和其他位於荷蘭的公司。

如果ASML需要翻倍成長,所有這些其他公司也需要翻倍。荷蘭很難消化所有成長,所以提出貝多芬計畫來因應。

問:ASML在亞洲也在迅速擴張。半導體產業的成功很大程度上取決於生態系策略,就像台灣一樣。ASML在南韓或台灣是如何建立生態系?

MH:如果看看ASML的整體規模,並考慮員工人數,一半員工在荷蘭,另一半分布在全球各地,特別是在亞洲、美國,還有德國。所有半導體製造廠在興建的地方,ASML也會在那裡,因為必須為他們的機器提供服務。

這些機器需要24小時全年無休的關注,ASML把它們稱為需要看護的寶寶,因為如果不給它們足夠的關注,就會停止工作或出現故障,然後晶片生產就會停止。

當然,光是要投產就要花一大筆錢,所以ASML必須靠近這些廠房提供服務。由於台灣和南韓都在迅速擴張新廠,特別是南韓剛剛宣布的計畫,將在半導體投資近5,000億美元,直到2049年。

如果南韓的投資正在翻倍,甚至是三倍,ASML在當地也必須相應地成長。在台灣也是如此。例如,為了寫這本書,我訪問了ASML在林口的廠房。在那裡,他們清潔這些非常昂貴的鏡頭和鏡子,就像洗車一樣。

這些區域也是地小人稠,所以幾乎沒有擴展的空間。現在ASML要在新北市擴展廠房。這是一項巨大的投資,因為ASML相信台灣也是未來的重要布局。

問:根據您的經驗,是什麼人文因素造就了ASML呢?對其核心價值觀和文化方面有什麼看法?

MH:我認為ASML的文化非常直接,甚至比一般荷蘭人的標準還要高,因為荷蘭人通常被認為是直言不諱的,但在ASML,如果你太客氣,很可能是在浪費時間。

ASML需要儘可能避免延誤時間來生產這些機器。所以在這種文化中,挑戰彼此是常見的。不僅僅是同事之間,也可能對領導挑戰他的錯誤。

這是找出微影機零件缺陷的唯一方法,因為它是一個有著數十萬零件的複雜設備,而且要以24小時運作。必須確保所有的錯誤都被排除,這是管理誤差的重要工作。

ASML創造了這種非常直接的文化,使得缺陷和最好的想法更容易浮現,這就像是一個集體的意志。我認為這是ASML必須繼續做的事情,儘管它正在迅速成長。

如果是一家小公司,要創造一個集體意志就容易得多,但ASML正在翻倍成長,所以這會是一個挑戰。

問:我相信台灣公司有很多可以從ASML學習的地方,尤其是管理不同文化的人才及管理比老闆更懂專業技術的工程師等。

MH:ASML正試圖成為一個更多元化的公司。從文化上看,它就像是一個混合體,不是一家純粹的歐洲公司,也不是一家純粹的亞洲公司。它就像是一支波爾多酒,是40%的混合物,有著亞洲、歐洲和美國的精神,這就是ASML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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