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北2024年5月22日 — DIGITIMES Asia趁荷蘭記者、《Focus – The ASML Way》一書作者 Marc Hijink（以下簡稱MH）訪問台灣期間進行獨家專訪，深入探討了全球領先的半導體微影機製造商ASML的複雜世界。
Marc回顧他貼身採訪ASML的經驗，分享關於ASML在地緣政治緊張局勢下的韌性、戰略創新焦點以及推動其成功的人文因素的見解。隨著ASML因應出口管制並擴大在亞洲布局，這次採訪提供了一個窺視塑造半導體產業未來的挑戰和機會。
Marc也與TechInsights副董 G. Dan Hutcheson 一同參加了最新的GeoWatch視訊訪談《揭秘卓越：ASML的發展及其超越之路》，該節目已於5月16日上午9:30在DIGITIMES的YouTube頻道播出，歡迎收看。
問：Marc，請您自我介紹，並告訴我們是什麼激發了您寫這本書的靈感？
MH：當然。我是一名荷蘭報紙記者，這已經是我第二次來到台北，我已經愛上了這裡。對於這本書，我在ASML融入了相當長的時間。在那之前，我是一名財經記者，曾經報導過ASML公司，正開始往科技報導深入研究。
在某個時候，我想是在疫情期間，我問ASML是否可以追蹤公司，看看ASML在全球供應鏈的所有麻煩中是如何應對的，因為全世界都不得不面對短缺問題。
在疫情期間，晶片短缺出現了。在地緣政治緊張局勢達到頂峰時，ASML成了每家報紙頭版的焦點。對我來說，這像是一個完美的機會，我可以深入瞭解ASML，並親身體驗他們是如何應對外部巨大壓力。
經過一年的時間，我為荷蘭商報（NRC）撰寫了一篇詳盡的文章。然後出版商來連繫我，表達對這主題的興趣。我告知ASML外界對其甚感興趣，並請求允許我執筆並收集協力廠商甚至第四方的來源，核實一切是否準確。
ASML給了我這個機會，我對此深深感激。所以我對ASML有了一個長期、客觀的全景視角。他們從不干涉寫什麼或不能寫什麼。我有機會在全世界各地旅行，看到他們的不同部門，進入無塵室，旁聽董事會會議，與高階主管多次會面，這些都是很棒的故事。
問：過程中有什麼難忘的經歷嗎？
MH：其中一個場景是在德國奧伯科亨，那是一個非常小的山村。奧伯科亨是蔡司（Carl Zeiss）的總部，是ASML的極紫外線（EUV）微影機最重要零件的供應商之一。ASML生產的微影機就像一個巨大的影印機，有極精密的光源和鏡頭，蔡司製造這些非常複雜的鏡頭。
在蔡司實驗室，我看到了幾米高的巨大密室，它們看起來像是被削掉一半的潛水艇，他們在那裝置中創造真空來測量微影機內部的鏡子。
這些鏡子極度平坦，如果在上面照射一束雷射，然後把它瞄準月球，甚至能精準打到一個高爾夫球。其平坦的程度，已經精密到原子級別。
那場景就像進入了一部《007》電影，你會看到構建一個在未來5~6年後會被用在手機晶片或者人工智慧（AI）晶片中所需要的技術。
問：ASML有一段時間它瀕臨破產，是什麼因素助它扭轉了命運？
MH：大約40年前，ASML起步時經歷了非常艱難的時期，幾乎每隔幾年就瀕臨破產，因為當時晶片製造產業出現了巨大的低谷。作為一家剛起步的公司，ASML舉步維艱。
但ASML幸運地倖存下來，並且專注在單一技術上。他們集中了所有的資源和創新力量在微影機上。當開始專注於長遠發展時，投資是十分巨大的。
即使在低谷時期，ASML的研發投入也超越競爭對手。ASML投入了更多的資金，這在某種程度上幫助他們持續突破未來世代的技術。
我認為這種專注也體現在他們對客戶的態度上。ASML只有幾個重要的客戶，大概就5~6個。他們認為及時交付這些機器，遵守承諾按時交貨非常重要。
ASML的機器還不完美，即使是地球上最先進的High-NA極紫外光（EUV）微影機，仍還需要大幅度的調校，卻已經開始出貨了。ASML和客戶一起合作，調校系統。
這種合作和聯繫方式，在ASML和其客戶之間形成一種革命情感。從數字上看，花這麼多錢購買一台甚至不知道最後是否有效的機器，有點瘋狂。但ASML從此獲得經驗，所以對客戶的關注也是非常重要的。
有趣之處在於，ASML往往會因為太專注而忽略了其他的事情。作為一名記者，看到即使像ASML這樣的高科技公司，有時也會在其他事務上失誤，這是很有趣的。
問：ASML在保持領導地位方面面臨著哪些挑戰，尤其是美國限制向中國出口微影機的情況？
MH：是的，出口管制不僅影響了作為市場領導者的ASML，還影響了其日本競爭對手，如尼康和佳能。因此，所有微影機製造商都受到了這些措施的影響。
回顧ASML的歷史，在冷戰結束後發展迅速，這是在1989年，因為規則比冷戰時期放鬆了很多。ASML傳統上並不太關心政治，他們專注於技術。然而時代已經改變，ASML必須成熟起來。
ASML位於一個小國家—荷蘭，這並不是一個像美國或中國那樣的地緣政治超級大國。所以要捍衛自己的主權對於ASML來說有點困難。
這樣一個對全球半導體產業非常重要的公司，自然希望藉由定義自己為歐洲公司來取得較大話語權，因為歐洲本身是一個超級大國，但出口管制事務是由荷蘭政府決定的。
我的觀點是，ASML應該被視為一家歐洲公司，因為它的發展已經遠遠超越了國界。如果回顧ASML的歷史，公司最初得到了許多歐洲的資金支持。例如在EUV的發展中，有一個歐洲基金參與其中。所以如果回顧歷史，ASML確實是一家歐洲公司。
問：荷蘭政府提出一個「貝多芬計畫」，旨在把ASML留在荷蘭，現在成效如何呢？
MH：首先我們來談談貝多芬這個秘密的代號。沒有理由選擇一個作曲家的名字。但我認為這與Veldhoven有關，那是ASML的總部，這是一個在荷蘭的小城鎮，與稍大一點的Eindhoven城鎮相鄰。
荷蘭政府試圖在基礎設施、教育體系和更便宜的住房方面投資更多，這些都是在Veldhoven附近的。
ASML正在荷蘭擴大其規模，但在這個地小人稠的國家擴張很困難。所以需要來自政府的支持，由國家補貼興建更多的道路、招募更多的技術人才和興建宿舍，給所有想要在ASML工作的人提供一個居住的地方。
但ASML的擴張也取決於供應鏈。這台巨大的微影機大約80%是由其他公司製造或外包的。蔡司（Carl Zeis）就是其中一個非常重要的供應商，另外也有VDL和其他位於荷蘭的公司。
如果ASML需要翻倍成長，所有這些其他公司也需要翻倍。荷蘭很難消化所有成長，所以提出貝多芬計畫來因應。
問：ASML在亞洲也在迅速擴張。半導體產業的成功很大程度上取決於生態系策略，就像台灣一樣。ASML在南韓或台灣是如何建立生態系？
MH：如果看看ASML的整體規模，並考慮員工人數，一半員工在荷蘭，另一半分布在全球各地，特別是在亞洲、美國，還有德國。所有半導體製造廠在興建的地方，ASML也會在那裡，因為必須為他們的機器提供服務。
這些機器需要24小時全年無休的關注，ASML把它們稱為需要看護的寶寶，因為如果不給它們足夠的關注，就會停止工作或出現故障，然後晶片生產就會停止。
當然，光是要投產就要花一大筆錢，所以ASML必須靠近這些廠房提供服務。由於台灣和南韓都在迅速擴張新廠，特別是南韓剛剛宣布的計畫，將在半導體投資近5,000億美元，直到2049年。
如果南韓的投資正在翻倍，甚至是三倍，ASML在當地也必須相應地成長。在台灣也是如此。例如，為了寫這本書，我訪問了ASML在林口的廠房。在那裡，他們清潔這些非常昂貴的鏡頭和鏡子，就像洗車一樣。
這些區域也是地小人稠，所以幾乎沒有擴展的空間。現在ASML要在新北市擴展廠房。這是一項巨大的投資，因為ASML相信台灣也是未來的重要布局。
問：根據您的經驗，是什麼人文因素造就了ASML呢？對其核心價值觀和文化方面有什麼看法？
MH：我認為ASML的文化非常直接，甚至比一般荷蘭人的標準還要高，因為荷蘭人通常被認為是直言不諱的，但在ASML，如果你太客氣，很可能是在浪費時間。
ASML需要儘可能避免延誤時間來生產這些機器。所以在這種文化中，挑戰彼此是常見的。不僅僅是同事之間，也可能對領導挑戰他的錯誤。
這是找出微影機零件缺陷的唯一方法，因為它是一個有著數十萬零件的複雜設備，而且要以24小時運作。必須確保所有的錯誤都被排除，這是管理誤差的重要工作。
ASML創造了這種非常直接的文化，使得缺陷和最好的想法更容易浮現，這就像是一個集體的意志。我認為這是ASML必須繼續做的事情，儘管它正在迅速成長。
如果是一家小公司，要創造一個集體意志就容易得多，但ASML正在翻倍成長，所以這會是一個挑戰。
問：我相信台灣公司有很多可以從ASML學習的地方，尤其是管理不同文化的人才及管理比老闆更懂專業技術的工程師等。
MH：ASML正試圖成為一個更多元化的公司。從文化上看，它就像是一個混合體，不是一家純粹的歐洲公司，也不是一家純粹的亞洲公司。它就像是一支波爾多酒，是40%的混合物，有著亞洲、歐洲和美國的精神，這就是ASML之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