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國之聲中文網）六四三十五周年前夕，香港基督教《時代論壇》（Christian Times）發布的頭版專題一片空白，並注明”未能刊出”；而五百多字符的頭條報道則為一片空碼，僅顯示三則經文提示。
這三則經文，從”我們曾在巴比倫的河邊坐下，一追想錫安就哭了”，到”誰能使我們與基督的愛隔絕呢？”，至最後的”你不要害怕，因為我與你同在”，可謂對於歷史傷口與遭受不幸者的極大撫慰。這份深摯之愛，令人潸然動容。
而在當前已經無法公開紀念六四的香港，其以審查制度之下的有力留白，更是忠實地履行了”我必用我公義之右手扶持你”的神聖道義。此舉無聲勝有聲，成為六四三十五周年之際，仍舊堅守民主啟蒙價值的時代亮點。
六四與集體記憶
正如該期社論《站在歷史記憶的肩膀上禱告》開篇所言：”那年的春夏之交，成為一代港人的集體記憶、政治倫理的啟蒙與定規。”
自六四事件之後，眾所周知，香港各界民眾每年於維多利亞公園舉行大規模的六四燭光守夜悼念，天主教界亦年年舉行紀念彌撒等。這些廣泛的自發行為，直至反送中運動之後才被迫中斷。因此，其稱六四已成為一代港人的集體記憶，這毫不誇張，亦言符其實。
然而，極為遺憾的是，六四事件發生至今三十五周年，就其整體而言，其並未成為一代中國人的集體記憶。而這首先是因為國家記憶對於個人記憶的干預。
由於中國官方一向傾向於國家操控的記憶文化，即通過嚴格的審查與新聞控制來屏蔽不受歡迎的信息，並通過”利益驅動式選擇機制”來默認何種史實該被記住、何種史實該被遺忘；因此，在這一篩選機制之下，一系列本該建立系統性處理機制的歷史事件，譬如反右運動、文化大革命以及大飢荒等，卻被政府有意識地進行忽視，成為集體失憶的犧牲品。
在這些歷史事件之中，較為”幸運”的似乎是對文化大革命的反思，但其同樣並未脫離”利益驅動式選擇機制”：一是文化大革命使黨內高級干部如鄧小平、習仲勳等紛紛遭受不同程度的沖擊，二是其造成黨政機關、公檢法部門等普遍的社會性癱瘓，三是其反智主義、破壞主義亦對社會整體生產力及創造性造成全面衰退。因此，在十一屆三中全會的”撥亂反正”之後，文革反思亦成為一種社會潮流。
然而，即使這些文革反思，亦只限於官方與社會一種心照不宣的”共識”，其並未達到任何制度性的處理高度。譬如，雖然小說性質的《芙蓉鎮》、《陸犯焉識》等作品亦能獲獎或拍成電影，但它們其實都不得不通過了審查制度的篩選以及文學藝術的加工；而在嚴格意義上真正成為集體記憶的文革博物館（如巴金遺願等），以及獨立導演胡傑歷盡艱辛、搶救下大量當事人證詞及檔案文件物證的《林昭》、《星火》及《我雖死去》等歷史記錄片，卻仍被當局視為禁忌。
因此，雖然六四運動作為中國社會的血色傷口，至今已逾漫長的三十五年，但由於在延續性的官方體制之下，其並不具備迫切可圖的政治紅利，其平反時日，似乎注定遙遙無期。香港雖曾因每年自發有序的燭光守夜而被譽為中國社會的”良心”；然自反送中運動以來，卻因社會安全秩序等口實被加以制止；而原本佇立於港大的”國殤之柱”，亦不得不以復制品方式流亡德國。在此等”翻天覆地、形格勢禁”的變化之下，香港基督教媒體仍以頭版留白、輔以社論等方式予以公開紀念，實乃世間一道真實的亮光。
對話與寬恕
如果說基督教《時代論壇》之社論在於提醒民眾”守護歷史的記憶”，天主教香港主教周守仁樞機同時於《公教報》發出的另一篇紀念文章《就是每年這時期》，則公開呼籲”寬恕不代表忘記，上主不會先要求悔改”。此篇文章的重點在於修和，即意在促進當局與受害者家庭走向對話，並為之搭建起一道尋求治愈之橋梁。
事實上，2012年在六四運動二十三周年紀念之際，學生領袖柴玲女士亦曾借一封英文公開信表達過對鎮壓者的寬恕。其於信中宣稱說：”我原諒鄧小平和李鵬，我原諒1989年沖進天安門廣場的士兵……”，並且”只有當我們真正寬恕時，持久的和平才會到來。”
然而，由於柴玲敏感的學生領袖身份、不惜流血的訪談主張以及其本人並未付出的流血犧牲，此種單方面的個人性”寬恕”，難免再次埋沒受害者利益，引起其家屬在內的強烈抵抗。譬如天安門母親丁子霖在公開的回復信中指出，在鎮壓中死去子女的”天安門母親”抗爭，是為了尋求”真相、賠償與問責”；而其他學運領袖亦指責柴玲：缺乏真相與公義的寬恕，是對犧牲者的不公。
而在六四三十五周年之際，當時事件所有決策者均已離開人世；且香港的變化雖已容不下一場公開的燭光守夜；但周守仁樞機所持的寬恕卻首先直指：”那些需要寬恕、卻沒勇氣去尋求它的人”，以及”即使在我們還處於罪過而又未認罪的狀態時”。顯然，這更多在於對當今北京政府的牽引與鼓勵，在於溫和地促其正視歷史事實，並勇於反思重大歷史性錯誤。
這對於六四三十五周年前夕，向中共領導人習近平發出公開信、尋求與政府能就相關問題進行”平等、真誠對話”的”天安門母親”群體，無疑是極其有力的道義支持。在復雜的現實考量之中，雖然有觀點認為：”習近平不需要去背負當年鄧小平留下的歷史責任”，從而應著手處理六四留下的政治負資產；但其如何樹立”英明的形象”而又不至於使共產黨驀然失去合法性，似乎仍然不可避免地成為其考慮之焦點與公眾矚目之所在，這亦包括大量當年親身參與六四、爾後卻成為體制內既得利益者之人。
然而，由於話語與認知總是不斷於互動之中達成平衡，風燭殘年、日益凋零的”天安門母親”所堅持的”平等、真誠的對話”，卻在”寬恕與和平”主題方面真正具備時間的緊迫性與必要性。而對這個群體相向而行，甚至不啻於中國進一步解放思想的開始：畢竟，雖然六四遠未形成一代中國人的集體記憶，但三十五年來，民間各界人士亦試圖努力以個體回憶來填補官方歷史敘述的空白，這其中既包括親歷者、見證者，同時代的感受者，甚至不乏參與六四行動的一些解放軍官兵–其亦在良心驅使之下，試圖為信任者留下一些蛛絲馬跡的提示或回憶。
因此，面對中央政府與受害者雙方、甚至包括廣大民眾在內的不同層面的張力，在六四三十五周年之際，無論是香港基督教《時代論壇》坦然的留白，還是周守仁樞機由衷的禱告，均真實地秉持了天主教教義所一向教誨世人的愛與公義。這不啻依然是民主價值的啟蒙，並亦如中國天主教會每日清晨的彌撒禱告：既為那遭受迫害的人群，亦為那當政者或政府官員。因為在其信仰之中，唯有天主掌管歷史，方為”公義和大智的，從起初直到永遠”。
而此種深懷信心的交托與仰望，似乎亦從側面回應了中國現代化歷程之中的一個重要問題：即社會是否應允基督精神的平等自由、公義博愛，從而接過梵蒂岡的橄欖枝，允其與中國人民同行。
呂恆君（Dr. Hangkun Strian），華裔德籍漢學家，在柏林洪堡大學亞非研究所獲得哲學博士學位。主要研究及興趣領域為文學史、電影、基督宗教本土化、國際關系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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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呂恆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