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國之聲中文網）近日台灣網紅波特王發文指稱，7月中旬開始，有10組台灣網紅受中國邀請，將陸續前往當地旅游兼拍片，由於事涉中國國務院出資，因此或為另種形式”砸錢統戰”。台灣”上報”發表文章《外國人如何在中國成為網紅的”教戰守策”》，作者李濠仲介紹近期《東亞國際季刊》研究文章《成為網紅：外國人如何在中國網絡當上明星》（由英國諾丁漢大學中國研究學院院長蘇利文和博士生Weixiang Wang撰寫）。該項研究發現，在中國有志成為網紅者，首先面臨的挑戰就是”如何在中國政府允許的範圍內獲得名氣並建立個人品牌共鳴”，至於對外國網紅來說，則又同時”必須謹慎處理中國民眾在接觸外國文化時的矛盾觀點和心理”。唯有前後”官”、”民”游戲規則兩相調和，才能成功吸引大量中國粉絲。
文章指出，如果只謹守”政治正確”，顯然已無法讓個人在中國網紅圈鶴立雞群，更有效的做法，就是在看似中立的觀察和隱晦的觀點上，能與中國官方話語和宣傳的既定路線一致，並以積極的方式描繪中國，然後再以所謂”真相講述者”自居，去重塑國際新聞（尤其是CNN、BBC等英美媒體）裡的中國形象。
作者說，由此觀之，若真如波特王所稱，中國將邀10組台灣網紅前往旅游和拍片，關鍵就不在”交流互惠”，若能換得他們積極投入制作介紹中國的影片，並”響應中國在全球話語權的鬥爭中，主動塑造符合中共立場和中國利益的全球敘事”（外國網紅對中國的助益之一），這才是他們”投資”所求的應然回報。
習近平時代台灣的中國研究
新加坡”端傳媒”發表文章《”沒有中國的中國研究”：全球變局下，台灣中國研究的重構與新定位》，作者王信賢（國立政治大學東亞研究所特聘教授兼國際關系研究中心副主任）指出，習近平上台後在”總體國家安全觀”的主導下通過諸多法律，如《國家安全法》、《國家情報法》、《數據安全法》、《反間諜法》、《保守國家秘密法》等，直接導致台灣相關研究訊息受到嚴重限制。特別是過往不少中國研究學者認識中國大陸所仰賴的”田野研究”（field study）幾乎不可能。一方面，合作單位與受訪者不可能冒政治風險接受訪談；另一方面，過去幾年不少研究者入境中國受到安全調查，而出現嚴重的”交流安全”問題，再加上新冠疫情的影響，導致過往能在大陸做田野調查以及問卷等機會大為縮減。這不只是台灣，而是全世界都面臨的挑戰。
文章說，台灣的中國研究具有全球性意義，尤其在香港學術空間緊縮的此時更是如此，但若要作為全世界中國研究重鎮，仍有不小改善的空間。除了強化資源的投入外，”實事求是”的中國情勢研判同樣迫在眉睫，中國研究確實有其專業，一味的批評中共並不能解決問題，更無法提供國際對於中國情勢發展的判斷。
專家：美國國會應該資助民主項目
《華盛頓郵報》發表文章《奧巴馬在2011年試圖轉向亞洲，我們這次必須成功》，作者方丹（Richard Fontaine，美國新安全中心CEO）和布萊克威爾 （Robert Blackwill，美國前駐印大使）認為，由於歐洲和中東的牽制，美國”重返亞洲”的政策已經失敗。在奧巴馬和特朗普任期內，就應對中國崛起而言，那是”失去的十年”。
作者說，拜登政府采取了多項正確方向的措施，但是只是一個開始。華盛頓應通過加入《全面與進步跨太平洋伙伴關系協定》（CPTPP）來復興其在亞洲的停滯經濟議程。華盛頓應首先與日本、韓國和新加坡追求雙邊數字貿易協議，還應將更多的外援和發展援助分配給亞太地區。
作者還認為，華盛頓應更積極地對抗北京的專制世界觀。國會應資助支持民主項目，幫助志同道合的國家抵御外部干涉。美國應支持自由、主權、獨立和基於自由價值觀和法治的穩定世界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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