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國之聲中文網）此次中央軍委政治工作會議於6月中下旬在陝西延安舉行，延安被稱為中國革命的”聖地”，選擇此地召開軍隊政治工作會議，其目的不言而喻，接續傳統，不忘初心，讓解放軍的官兵明白從何而來，為何而戰，處於誰的領導之下。這和10年前全軍政治工作會議選在福建古田召開，意圖是一樣的。古田是解放軍的前身紅軍建軍原則的一個轉折點，在那裡確立了黨指揮槍原則。
解放軍政治工作會議是習近平上台後才有的，政治工作本來就是中國軍隊的特色，習上台後為此專門舉行會議，可見他對軍隊政治工作的重視。這和他重視對中共的黨建是一致的。習是個政治化的領導人，軍隊和國家大事，都要從政治的角度出發和處理，對黨如此，對軍隊也如此。但軍隊相對又更特殊。強調軍隊的政治性，對習有著特定的含義。
政治治軍：服從軍隊統帥習的領導和指揮
不妨來分析這兩次會議，看看在這10年中，習是如何從政治上治軍的–用官方的話說，政治建軍。
解放軍的政治工作會議，迄今只召開過兩次。上次是在2014年10月底。相隔10年，會議的名稱不完全一樣。上次的名稱是全軍政治工作會議，這次叫中央軍委政治工作會議，這個名稱的變動，可能意味著更突出中央軍委對軍隊的領導特別是軍委主席負責制的重要。名稱變了，會議參與者也有所不同。除了軍委、解放軍各部門、軍種、戰區和武警部隊的領導參加外，上次會議出席者還有王滬寧、栗戰書等黨務官員以及基層和英模代表、公安部領導，但這次只限軍隊領導，說明習只想把政治工作作為軍隊內部的事情來處理，不想和黨務行政部門及地方在這個問題上發生橫向聯系。
兩次會議的地點選擇也有講究。古田和延安，都是革命老區，都和毛有關，在中共和解放軍的歷史上都有重要意義。按照中共的革命敘述，紅軍1929年召開的古田會議確立了黨對軍隊絕對領導的原則，即黨指揮槍原則，還有無產階級建黨和建軍原則，糾正了當時中共和紅軍隊伍中出現的極端民主化、非組織化等現象，強調了加強政治工作的重要性。毛在古田會議後，恢復了一度被剝奪的紅軍領導權。延安更不用講了，以毛為首的中共領導機關在延安駐扎了13年，領導和指揮了中共的抗日戰爭和國共內戰，也曾在延安發起了全黨整風運動，為中共奪取全國政權奠定了思想、組織、路線基礎。在這兩地召開軍隊政治工作會議，習要傳達的信號，就是政治建軍，組織服從，尤其是服從軍隊統帥習的領導和指揮。
這在會議內容上非常明顯地表現出來。上次政治工作會議，習提出加強和改進解放軍的政治工作，最緊要的是把”四個帶根本性的東西”立起來，即把理想信念、黨性原則、戰鬥力標准、政治工作威信在全軍牢固立起來。本次政治工作會議，習又端出了新時代政治建軍方略的所謂”十個明確”，即明確政治建軍是軍隊立軍之本，明確政治工作永遠是解放軍的生命線，明確政治整訓要突出政治上的正本清源，明確掌握思想領導是掌握一切領導的基礎，明確黨的力量來自組織、部隊凝聚力戰鬥力來自組織，明確槍桿子要始終掌握在對黨忠誠可靠的人手中，明確嚴才能正綱紀、嚴才能肅軍威、嚴才能出戰鬥力，明確軍中絕不能有腐敗分子藏身之地，明確作風優良才能塑造英雄部隊，明確軍政軍民團結是解放軍勝利法寶。
確保黨永遠指揮槍
從兩次會議的內容表述看，不變的是，黨對軍隊的絕對領導，但在2014年，習才上台兩年，尚沒有形成自己的建軍思想，因此，更多地是從中共的傳統話語–軍隊的思想政治工作來談論政治建軍；另外，那時他的政治權威也沒有建立起來，他對部隊的掌控還不牢，還沒有所謂的軍委主席負責制，解放軍的很多高級將領包括軍委成員是由他的前任任命的，不一定服從他的領導；同時軍隊腐敗嚴重，解放軍的戰力不強，所以他要通過政治工作會議改造軍隊。
但是10年後軍隊的情況完全改觀，軍委主席負責制早已建立起來，高級將領效忠於他，並形成了所謂的新時代政治建軍方略。現在不存在解放軍高級將領不聽他指揮的問題，他擔心的是用10年時間改造部隊，解放軍的戰力如何，是否有顯著提高，在未來作戰中，能否打贏的問題；換言之，解放軍在建軍百年，能不能成為一支世界一流軍隊，可以和美軍媲美。在習看來，要做到這點，就得持續強化政治建軍，發揮中共政治工作這個”靈丹妙藥”的作用。
習如此在乎和依賴政治建軍，說穿了，是要確保黨永遠指揮槍，而不是槍指揮黨，也就是軍隊不能國家化，解放軍永遠是黨軍，而非”國軍”，從而確保中共的永續統治。因此他在這次會議上特別強調解放軍要增強思想改造的自覺性和徹底性，並把它作為推進政治建軍要抓好個六方面重點工作之一。
思想說教能反腐？
然而，願望雖好，困難也很多，其中一個難題，就是部隊的腐敗問題。兩次政治工作會議都談到了腐敗，雖然從公開報道看，習這次不像上次提到徐才厚案，沒點名某個具體案件，但其實他清楚，解放軍的腐敗已呈常態，而部隊腐敗的加重不但影響軍隊的戰鬥力，更影響他的政治建軍成效，所以在政治建軍中，必須要反腐敗，反腐也成為兩次會議提出的加強軍隊政治工作和政治建軍的一項重點任務。
中國軍隊的腐敗和黨的腐敗一樣，最根本的是軍隊各級將領的權力不受同級約束，而且由於軍隊的特殊性，除了受上級監督外，幾乎不受社會監督包括黨的監督（中紀委不能管軍方腐敗案，只有業務上的聯系），所以部隊的腐敗情況比黨的腐敗更嚴重。但習除了依賴軍隊系統的一套防腐機制查處腐敗，沒有有效辦法，而火箭軍的腐敗窩案以及李尚福和魏鳳和兩位前防長的落馬，證實了靠黨內軍內的反腐是沒法解決腐敗問題的。故而他不得不從政治建設、政治建軍尋求反腐解方，強化解放軍的政治學習、政治整訓和政治建軍。他在這次會議上，把解放軍在政治、思想、組織、作風、紀律等方面存在的很多需要解決的深層次矛盾和問題，歸咎於理想信念、黨性修養、官德人品不夠，號召高級干部要把自己擺進來，拿出拋開面子、揭短亮醜的勇氣，以深挖根源、觸動靈魂的態度，深刻反思，認真整改，解決好思想根子問題。
這就是習面臨的困境。他持續不斷地抓政治建軍，一方面，是要軍隊絕對服從他的領導，絕對忠誠於他；另一方面，在不想也不能政治分權的情況下，要消除軍隊的腐敗，從而實現他的強軍夢，只能靠念政治緊箍咒，強調對官兵的思想說教和改造，以為這樣就能鍛造一支聽他指揮的忠誠干淨擔當、堪當重任的高素質干部隊伍。習在治軍上的這種困境，也體現在他的治黨上。
鄧聿文為政治評論員，獨立學者，中國戰略分析智庫研究員兼中國戰略分析雜志共同主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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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鄧聿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