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國之聲中文網）歐洲傳統上是中間偏左或偏右的政黨輪流上台執政，左右翼的極端政黨雖然在很多國家存在，但只能在議會中佔有不多的議席，難以獲得執政機會，然而，這種情況在近幾年有所改變。由於不滿國內的移民政策，以及在俄烏戰爭發生後，極右勢力在一些國家迅速崛起，甚至上台組閣，像瑪麗娜·勒龐領導的法國“國民聯盟”、“德國選擇黨”、“意大利兄弟黨”等，後者在意大利取得了執政權。“國民聯盟”在法國的第二輪投票，雖然未再現其第一輪投票的氣勢，成為第一大黨，而只拿下議會的一百多席，成為第三大黨，但是在議會的席次還是比過去大增，如果不是梅郎雄領導的左翼聯盟和馬克龍領導的中間聯盟攜手，采取“棄保策略”，即在上百個選區主動放棄自己的候選人以避免自相殘殺，“國民聯盟”很可能成為議會第一大黨，奪得組閣權。歐洲極右翼的崛起，更多表現在前不久舉行的歐洲議會的選舉上。
在極右翼於歐陸三分天下有其一的狀況下，由基爾·斯塔默這個前人權律師領導的英國工黨不出所料打敗已執政14年之久的保守黨，贏得英國下院650議席中的412個議席的壓倒性勝利，而保守黨則創下該黨自1840年代成立以來的慘敗紀錄。盡管如此，工黨的得票率並不高，只有34%，低於2017年在傑裡米·科爾賓領導下的40%支持率，略高於2019年的32%。由此可見，英國選民對工黨並不情有獨鐘，它這次能獲得過半議席，單獨組閣，完全是得益於保守黨的慘敗，後者在下議院只保住121席，和上次相比丟失了250席，得票率約為24%。但保守黨流失的選票沒有流向工黨，而是比保守黨更右的改革黨，只是因為英國議會選舉的簡單多數制，讓工黨撿了一個大便宜。從這次投票來看，英國這兩個傳統的中間派政黨支持率都大幅下滑，兩黨總得票率不到60%，反映在反移民和經濟不佳的狀況下，選民對主流政黨的厭棄，這和歐陸的選情有某種一致性。
英國工黨上台最重要的因素是糟糕的經濟
雖然工黨的大勝有著簡單多數當選制的因素，但從保守黨手中奪回執政權，最重要的原因還是英國經濟表現糟糕。英國脫歐是在保守黨手上實現的，但是脫歐並未像當初政客承諾的那樣由於擺脫了歐盟的羈絆而讓英國經濟有很大起色，相反，相比脫歐前還有惡化。這從民眾實際收入水平十多年來沒有增長可見一斑。尤其在英國正式完成脫歐程序的2020年，全球進入新冠疫情時刻，英國經濟進一步遭受重創，而後俄烏戰爭也影響到英國。所以在過去六年，保守黨是五換首相，原因就是選民對保守黨的經濟治理不滿。如果再考慮保守黨連續執政14年，即便經濟形勢不錯，從選民喜新厭舊的心理看，也想換個黨上來執政。這在兩黨制和多黨制民主國家很正常。比如默克爾領導的基民盟在德國執政16年，默克爾下台後，德國選民也拋棄了基民盟，換上由肖爾茨領導的社民黨組成的跨黨派聯盟上台執政。
對英國工黨來講，上台執政只是第一步，它必須證明自己比保守黨做得要好，否則在台上的時間不會太長，如果保守黨和改革黨合流的話。迎接工黨的是艱難的挑戰，它應該會把施政重點放在改善英國的經濟狀況，提振競爭力上。雖然新首相斯塔默接任黨魁後，其自身的社會主義因素淡出，帶領工黨向中間狀態靠攏，然而，工黨內部左翼民粹勢力還是很強大，盡管他已表態不會改變保守黨的任何主要經濟政策，尤其是稅收和公共支出方面的政策，但是否能夠抵住黨內的左翼民粹力量主張的高福利政策，可以觀察。如果工黨加稅，勢必違背競選時的承諾，引發選民不滿；可在致力振興英國經濟的同時，如果不能提高中下層民眾的福利水平，也會引起黨內不滿。因此，工黨的國內政策特別是經濟政策，是它接下來首先遇到的難題。
何謂“進步現實主義”？
外交方面，工黨和保守黨會有較大差別。比如更重視全球化和多樣化，關注全球性問題包括應對氣候變化，大流行病、AI安全挑戰等帶來的挑戰，尋求在這些方面的全球合作，重視南方國家。工黨新任外長拉米前不久在美國《外交事務》季刊發文，闡述工黨政府的外交思路，將走“進步現實主義”。何謂“進步現實主義”？進步是就價值觀而言，也就是工黨在外交路線和目標上將堅持自由主義的價值觀；現實主義則是就觀察和處理國際事務的方法而論，工黨將秉持現實的眼光，從現實出發，不脫離實際來研判國際關系和處理復雜問題。換言之，“進步現實主義”是將進步主義或自由主義同現實主義結合起來，既堅持西方的價值觀，同時也靈活務實、用一種現實的態度處理國際事務特別是不同制度國家的關系。
但是，工黨的“進步現實主義”在外交上也會面臨一個結構性的難題，這是英國很難改變或者不可能改變的，就是在中美、俄美，中國和西方、俄國和西方的關系已經結構化的情況下，面對中、俄的挑戰，工黨政府是否有完全獨立的外交政策和外交空間。就英國來說，不論其國內如何變化，哪個政黨上台執政，保持和美國的特殊關系永遠是它的外交政策的核心和優先課題，其次是維持和北約的密切關系，再次是加強和歐盟的聯系，後兩者其實有很大的重合性。如果工黨政府做不到像法國那樣的外交自主性，很大程度上會回歸保守黨的對華、對俄政策。
香港不是決定性因素，但是重要因素
工黨在俄烏戰爭中，當然是支持烏克蘭，反對俄羅斯的，這一點和保守黨一樣；對中國的關系，則有一定的復雜性，小的調整或許會有，轉向的可能性不大。可從卡梅倫回鍋做外相處理英中關系來推斷。保守黨在卡梅倫當政時，英中關系曾經要打造“黃金10年”，然而此後，隨著中美關系的逐步惡化，保守黨政府也跟著調整了對華政策，在這一過程中，無論是約翰遜時期，還是短命的特拉斯時期，以及剛下台的蘇納克時期，英中關系都比之前更差。英國雖然沒有像美國一樣把中國當作敵人，但也是“制度上的系統性對手”，這個定位和歐盟一樣。和美國、歐盟不同的是，作為前殖民母國，英中還橫亙香港問題。中國對香港態度的轉變，在英中關系的惡化中，不是決定性因素，但是重要因素。這其實是受制於前面說的結構性難題。在這種大的結構性矛盾面前，不論哪個政黨上台，都難以改變。像卡梅倫，回鍋擔任蘇納克政府的外相，但這位曾締造英中“黃金關系”的前首相在出任外相後，對中國的批評沒有減弱，英中關系在他手上沒有轉好，甚至中國都沒有邀請他訪華。
可能推行就事論事、有限合作的對華政策
工黨政府可能需要中國的投資去振興英國經濟，因此，也許在局部會改善對華關系，但對華政策的大框架不會變。雖然工黨選勝後，在對華關系上，表示將尋求英中關系發展的長期和戰略性的路徑，但也提出在該合作地方進行合作、在該競爭的地方進行競爭、在需要挑戰的時候挑戰，這和拜登政府的“應該競爭的時候競爭，可以合作的時候合作，必須對抗的時候對抗”的三段式論述大同小異，只是把對抗換成了挑戰。中國有評論指出，鑑於中英關系中的普遍背景和持續存在的問題，政黨及領導層的轉變不可能改變英國對中國的基本立場，微調是可能的，但有很大難度。英中之間存在包括安全、人權、涉藏、涉港和涉台，以及中國競爭力等問題，還有中國在俄烏沖突中的態度。英國新政府在制定對華政策時將面臨的內外壓力及多重挑戰，不會比過去更少。因此，該評論認為，工黨政府在其對華政策中唯一可行的策略可能是“就事論事”的方法，即將具體問題與更廣泛的對抗區分開來，可能會允許在不升級沖突的情況下推進和中國的有限合作。
可見，中國自己也不看好工黨新政府會帶來兩國關系的實質改善。
鄧聿文為政治評論員，獨立學者，中國戰略分析智庫研究員兼中國戰略分析雜志共同主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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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鄧聿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