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國之聲中文網）台灣”上報”發表文章《洪耀南：習三屆的三中全會”三無主義”》，作者洪耀南比較了習近平在其三個任期內舉行的三次三中全會不同的焦點和主軸。
作者分析說，在第一次三中全會中，習近平提出《關於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以推動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為核心，強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和政府的更好發揮。然而，這次會議的結果卻形成了”民退國進”的現象。在第二次三中全會中，會議提前半年召開，焦點從傳統的經濟大方針轉向國家機構改革，核心文件是《深化黨和國家機構改革的決定》。這次會議最終通過修憲，取消了國家主席的任期限制，為習近平建立終身制鋪平了道路，習近平親自指揮，親自布署，也讓他完全取代李克強，掌握了經濟主導權。第三次三中全會的重點是《進一步深化改革、推進中國式現代化的決定》，總結了過去十年的改革經驗，並展望未來的改革方向。這次會議延續了十八屆的主軸，強調在現有基礎上深化黨的全面管控。
作者認為，自2018年以來，中國經濟逐漸下滑，尚未見止跌跡象。社會期待能有一次類似十一屆三中全會的會議，以重大改革打破僵局，恢復社會信心。然而，李強上台以來的救經濟措施多屬修補性質，期待中的三中全會卻遲遲未能帶來突破性的改革方案。這使得習近平的改革形象顯得乏力，外界期望降低。雖然宣傳部門努力將二十屆三中全會提升到十一屆三中全會的高度，包裝習近平為繼鄧小平之後的改革家（只存活一天就被撤稿），但事實上，習近平的改革形象顯得有氣無力，外界和人民對三中全會無感。
文章的結論認為，毛澤東用繼續革命取代革命，鄧小平用改革取代繼續革命，習近平用深化改革取代改革。二十屆三中全會宣告了鄧小平時代十一屆三中的經濟改革已經結束。中國的經濟問題，病根在於政治，若體制不改，再多的會議也難以解決。
“技術官僚”與中國改革
總部位於新加坡的”端傳媒”發表文章《”官僚特色的市場經濟” –從經濟官僚視角重新審視中國改革開放的歷史》，作者吉漢（社會科學研究者）介紹了美國弗吉尼亞大學社會學系王穎曜（Yingyao Wang）教授的新書《官僚特色的市場經濟：中國的經濟官僚如何制定政策並重塑國家》，該書認為，1989年之後，趙紫陽等”地方官僚”因為在天安門民主運動中的懷柔立場，而遭到不同程度的邊緣化；而陳雲、李先念等”流通官僚”則因為年齡原因淡出政策舞台。在這種情況下，90年代見證了以江澤民、朱鎔基為代表的”技術官僚”（technocrats）群體的崛起。
王穎曜說，在”技術官僚”治下，中國的市場改革狂飆突進、全國層面的市場整合勢如破竹。與此同時，中央政府權力大大增強，80年代的放權趨勢被徹底扭轉。伴隨著財政改革、金融改革的”乘風破浪”，90年代見證了政府與市場的雙重擴張。而中國經濟在90年代前半段遭遇的通貨膨脹和90年代後半段的通貨緊縮，也進一步強化了”技術官僚”群體以工科思維調控經濟的政策風格。因此，”宏觀調控”的政策範式成為這一批”技術官僚”留給後人的重要遺產。在”技術官僚”佔主導地位的大背景下，”企業官僚”、”金融官僚”、”產業官僚”分別在國企改革、財政與金融改革、產業政策方面發揮作用，其各自留下的政策範式亦對中國經濟的後續走向產生深遠影響。
香港用效率為專制者服務
總部位於美國的《中國民主季刊》邀請吳介民、陳健民等學者討論”民主的缺位與香港自由的死亡”，吳介民 ( 台灣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研究員、台灣守護民主平台協會成員）認為，現代民主的本質是問責。選舉民主體制的安全閥，乃是透過定期的自由選舉讓人民有機會替換政府，而防止執政者濫權違法違憲。香港不論在英國殖民時期或中國獲得主權之後執行的內部殖民 ( 性質上是復返的中華帝國對香港的再殖民 )，香港皆缺乏此民主體制的安全閥。所以不難解釋，為何香港的司法與行政系統在如此短時間內，被改造成執行中國專制鎮壓的工具，因為香港當前的政治支配原則是由上而下的指揮，原先有效率的政治機器，很快地被切換到為專制者服務。
陳健民（台灣中央研究院研究員、原香港中文大學副教授）認為，中共不惜摧毀一國兩制，除了覺得局勢已經失控，亦反映中共的”制度自信”已走火入魔。當年鄧小平在港實施一國兩制是秉承周恩來長期以來的想法，借助香港促進中國經濟和學習資本主義先進制度。但習近平真的以為中國已找到自已發展的道路，中國模式甚至比西方民主更為優越。從民族自卑突變為自大狂妄後，消滅一國兩制，中國夢才能自圓其說。事實是，中國只是一個中等發展水平的國家，要再上一層樓，須靠更健全的制度環境，包括法治、企業治理、知識產權保護、廉潔政府等。香港本來可為此作出貢獻，中共卻一手將之摧毀，真是愚不可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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