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國之聲中文網）美國《外交政策》雜志發表文章《中國脆弱的社會契約》，作者Howard W. French認為，中國是一個日益分化的社會，一個不平等現象已經是十分嚴重而且似乎正在加劇的社會，貧富之間生活在日益分離的世界中。
文章說，如果說宗教如同馬克思所說是“人民的鴉片”，那麼奢華舒適的物質享受則似乎是中國中上階層的“安慰劑”。中國富裕城市的生活成本中，外國奢侈品可能昂貴，但餐飲、服裝、交通和其他許多服務卻相當便宜。西方學者長期以來用這樣的“社會契約”解釋天安門鎮壓後的中國社會：遠離政治，專心致富。近年來，隨著中國經濟放緩、老齡化趨勢加速以及新冠疫情及其後遺症的影響，致富變得更加困難。這樣的契約可能變成：如果你富有，享受生活，盡情放縱，但不要惹麻煩；如果你不富有，請自謀出路。
作者指出，中國人不僅通過“潤”尋求離開，還似乎通過另一種更為顯著的方式表達了他們對未來的看法和信心：何時或是否結婚生子。2022年中國出生人數僅為六年前的一半，而且還在繼續下降。若要減緩這一趨勢，中國將不得不再次調整其社會契約，做更多的工作來為非富裕階層提供工作機會、負擔能力和經濟保障。
中國政府在中東的野心有多大？
據中國媒體報道，包括敵對的哈馬斯（Hamas）和法塔赫（Fatah）在內的多個巴勒斯坦派別在中國簽署《北京宣言》，同意結束分歧，組建民族團結政府。中國問題專家聚焦時事的網絡平台《中參館》（China File）最近對此進行了討論。
研究中國與以色列關系的專家Carice Witte認為，北京長期以來一直試圖參與旨在解決以色列-巴勒斯坦沖突的國際努力，但並未取得真正的成功。在促使法塔赫與哈馬斯合作的過程中，北京忽略了兩者之間的歷史性分歧，一方承認以色列國，另一方則呼籲摧毀以色列。北京還忽略了其在中東的盟友的立場。這是 “大國自閉症”的表現。
阿聯酋扎耶德大學政治學教授Jonathan Fulton認為，中東在中國對外政策中的重要性與其經濟和安全利益緊密相關。該地區是全球最大的能源供應中心，而中國是世界上最大的能源消費國。不過，中國在中東的目標遠不止於能源安全。北京希望通過促進和平與穩定，來提升其在全球事務中的地位，同時削弱美國的影響力。巴勒斯坦內部的和解談判只是中國在中東外交的一部分，其最終目標是通過更大的區域影響力來支持中國的全球戰略。在未來幾年中，我們可能會看到中國在該地區繼續擴展其影響力，並通過類似的外交努力，來提升其全球地位。
從“韜光養晦”到“戰狼外交”
總部位於新加坡的“端傳媒”發表文章《九十年代的中國外交：韜光養晦、突破封鎖的努力中，如何隱藏著戰狼的前奏》，作者韓大狗認為，在整個九十年代，中國對美（以及對日）外交展現出了劇烈的搖擺。一方面，中國持續從與美國的經濟往來中獲益，而其所刺激的經濟增長是中國政府合法性的主要來源之一；但另一方面，中國政府合法性的另一來源來自於民族主義意識形態和對西方普世價值的反對，這讓中國必須經常做出與美國對抗的姿態。
文章說，九十年代的中國外交就在這樣的矛盾與搖擺中走過，但務實理性的外交是當時必要的妥協。而在美國一邊，無論是老布什還是克林頓，終究還是秉持著接觸外交（engagement）的原則與中國交往，試圖和平地渡過冷戰結束後的動蕩。雙方的審慎克制保證了區域和平，也讓中國得以快速發展。與此同時，民族主義的勢頭在中國再也無法逆轉，並逐漸裹挾中國領導人和外交官。在追求“大國外交”的路上，中國逐漸放棄之前謹慎低調、“韜光養晦”的原則，更加情緒化的“戰狼外交”逐步浮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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