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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訪：新政下不見「大牛」不如關門大吉

德國之聲2024 年 9 月 2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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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國之聲中文網）德國之聲：這次中國央行的一系列刺激政策，讓許多人歡呼期待已久的”強心劑”終於來了。當時您看到這一系列最新政策的時候，第一反應如何？是意料之中，還是有所意外？

沈凌：其實總的來說是在預料之中，但是具體的形式有些預料之外。因為之前的政治局會議中，中央就一直講要把股市做起來。我一直寫文章也說的就是這個道理：就是中國轉型之後的經濟增長，主要是靠技術的進步、創新來拉動，靠以前的基建已經不行了。

從去年開始，中央就一直說要提振股市。但後來我們只是聽到它表決心，但沒有看到什麼好的結果。所以我一直相信中央一定會拿出更有力的政策提振股市，因為以前的政策力度都不夠。很多政策都需要加量，一直加量到能夠把這個市場做起來。

德國之聲：那現在中國央行最新推出的這一系列政策，從強度上來講，您覺得足夠嗎？

沈凌：資本市場對經濟增長的作用很重要。資本市場要拉起來，不是靠一個月兩個月，也不是半年一年的時間。而是要有長期的作用作為支撐。但是這種長期的作用，不是靠現在一個什麼刺激政策就能建立起來的。長期的作用需要比如資本市場信心的恢復，有耐心的資本的介入。現在的推出的政策從短期來講肯定是有提振作用，但是從長期來講還有待觀察。

央行此次推出的證券互換政策，確實像一例強心針。因為目前中國資本市場處於信心極度低迷的狀態。需要有國家的資本介入提振信心。其實像美國、日本這些國家，在危機的時候也有類似的提振資本市場的動作。但這是一個短期的作用。

德國之聲：您能解釋一下這次央行的放”水量”究竟有多大呢？據中國方面的描述，就是8千億過後可能再加8千億。就算如此，加起來也就是1萬6千億左右的規模，和當年中國推出的4萬億相比，仍然少許多不是嗎？

沈凌：這個不一樣。第一當年的四萬億，也不僅僅是四萬億。而且它是直接投到了基建等領域，對真實經濟發展產生了重大的作用。而現在說的8000億，甚至它都不是放水。它只是一個證券互換。讓金融機構把手上拿著的一些藍籌股的基金，可以拿到央行換國債。換到國債以後，你可以把它賣掉再去買股票。所以從總的貨幣量來說，它並沒有向市場放水，只是一個對資本市場結構的調整。和原先的四萬億完全是兩回事。

這次它針對僅僅是股票市場。央行已經說了，這八千億是讓你把國債賣掉以後只能用來買股票的。這個措辭其實是和過去幾年來，資金的違規進入正好相反的。所以如今在市場上對大家的信心有很大的提振作用。這1萬6千億雖然不如4萬億那麼多，但是它是僅僅針對股市的。

現在我們看到中國股市這幾天大幅度上漲，其實就是信心的恢復。不要說8千億了，可能都沒有1千億、2千億進來，但中國股市就已經是現在這個樣子了。所以這個短期的刺激效應還是很成功的。但是從經濟學來看，我們說資本市場對經濟的刺激作用是長期的。而不是一兩個禮拜或者一兩個月的效應。只要過一段時間後，經濟增長沒有真正的起色，股市還會跌回來的。

德國之聲：中國的經濟，一方面有央行這樣向資本市場定向推出的一系列刺激措施。另一方面在新冠疫情封控結束以後，不管是房地產也好，其它的實體經濟也好，一直處於一種萎靡不振的狀態。結合這兩種情況，您認為中國政策層最新的決策能對經濟的實質性的復蘇產生重要的推進作用嗎？

沈凌：中國的經濟需要深層次的改革措施。你說到的中國經濟在疫情過後為什麼一直萎靡不振。我寫過好幾篇文章對比中國和德國在疫情期間的扶持政策。但從疫情發展的這一個單一指標來看，中國的防疫政策是非常有效果的。但是這個效果是以犧牲經濟為代價的。疫情的時候，中國可以一個紅頭文件就讓所有的小商小販，餐館、電影院、娛樂場所都關掉，而不進行任何彌補。在德國，我宣布關掉你的飯店，你的電影院，都是給你有補償的，但是在中國沒有。這樣一來對實體經濟的打擊都非常大。因為有很多業主，包括服務業，如果你關了它半年、一年它就倒閉了。不是說到時候你一放松的時候它又活過來了。它資金鏈斷裂，就破產了，就死掉了，不可能再恢復過來了。這也是我們為什看到疫情防控之後，經濟如此萎靡的原因所在。行政的干預強度太大了。

像這樣的效應其實存在於中國經濟的方方面面。我們在過去幾年看到了很多這樣的例子。一個紅頭文件可以讓一個行業，比如說教培行業在一周之內就死掉了。這對資本市場產生的影響是深遠而且長期的。因為真正的資本，它投資服務行業是一個長期的過程，不可能像普通股民一樣，我今天賣出後明天還可以買進。真正的資本，它撤出來以後短期內就不可能重新撲進去了。因為它對風險的評估不一樣了。所以這才是對實體經濟的長期的影響。

德國之聲：也就是說，您覺得目前的刺激措施，對市場信心真正的樹立所起到的輔助作用還是非常有限的？

沈凌：是啊，這就像一個新冠的病人，他得新冠以後發燒了。你給他吃退燒藥，能降溫的藥。確實可以很有效的把高燒給降下來，但是背後的這個病毒，是需要更多的免疫機制來根除的。

德國之聲：那新一輪政策對中國多年來也是萎靡不振的房地產市場產生的實質性影響又會如何呢？

沈凌：房地產市場也是我們剛才所說的，因為行政過度干預，對經濟增長產生負面效應的很好的一個例子。其實中國的房地產市場，從高峰到被踩到低谷階段也是動用了大量的行政手段。包括限購、限售、限價、限制貸款，各種限制。所有的限制都是行政行為。行政干預有時候是有用的，比如疫情來了，我需要有一定的對應措施。但是我們的問題是，很多行政干預變成了一種長期的政策。比如說這些限購、限售等等政策都已經長達十多年了。可以說是把市場的溫度降下來了，也可以說是搞死了。

現在我們說房地產市場見底了，在刺激政策下回溫了。在推出刺激政策的同時，我們又用行政手段來進行彌補，從長期來看我認為是越來越不看好的。我們要做的是，為行政干預設置一個度。不是說完全不需要行政干預，而是要有一個度。你推出任何一個行政的刺激，或者限制的時候，你都要設計好它的退出機制。比如干預過熱的房地產市場，我推出一個限購政策。但是我限購的時候要告訴大家，這個政策退出機制是怎樣的？滿足什麼條件我就不再限購了。這個條件可以是時間上的，或者是價格上的。這樣就能讓市場經濟的主體對行政限制政策有一個預期。如果你不告訴我你的推出機制，那我就會認為你這個是長期的。而且事實也是如此。

市場經濟最重要的就是預期。這個預期是一種理性的預期，不能老被行政介入所干擾。我投資了一個領域，兩三個月以後，你來了一個新的干預政策。這樣幾次下來後我就不知道該如何投資。這與長期扶持經濟增長的目標其實是背道而馳的。

德國之聲：中國央行最新推出又一輪存量房貸利率下調，也是行政干預市場契約的一個例子。這是否意味著，房主和銀行簽訂的房貸合同利率綁定期其實在政策層宏觀調控的時候就沒有任何法律效力了。這種對市場經濟重要的基石之一，也就是契約精神保護的喪失，從長期來看會給市場帶來怎樣影響呢？

沈凌：其實和存量房貸利率下調一樣，之前推出的限購措施從性質上來說也是一樣的。所以還是像我上面說的，政策層在必要的時候可以進行干預。就像發達國家也會進行干預。但是它們在干預的時候看，會明確的告訴你，我今天干預了，但是在什麼樣的條件達成的情況下，我會結束干預。讓大家都有一個心裡的預期。在這方面，中國政府是做的不夠的。大家經常在猜，這是一個長期的政策，還是一個短期的行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