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國之聲中文網）新加坡“端傳媒”發表文章《日本男童遇害事件：無法正常地討論仇恨，就無法正常地討論良知》，作者岱俞山認為，日籍兒童遇襲死亡事件在深圳這個代表改革開放先行者、革新者的語境中發生，則更令熟悉這座城市性格與歷史的人感到難過。不過，這也不是第一次了，廣州社會的敢言性格、上海社會的開放開明，在這幾年都相繼遭受打擊，國家與公民社會力量的懸殊對比，在疫情封鎖有利擴張國家權力的時候，已經得到了極大的加強，日本人學校門前的隱密花束，只是在佐證這些改造與威懾的成效。
文章說，過去我們致力於制度的改革，是因為相信制度的變化可以激發人性的善，但這幾年中國社會恰恰體現出一種難得的生命力：就算環境糟糕並可能無法改變，人與人之間的善是可以互相激發的，而且經常從所有觀察家、評論家都沒有意料到的地方冒出來。這種生命力也描繪出社會發展的軌跡並非線性，在大的趨勢中，依然起起伏伏。
然而，作者認為，在被迅速控制的信息環境中，沒有可以繼續思考和討論這些問題的可能。連反思“仇恨教育”也被屏蔽，相對貼近事實的、可以引起大眾興趣的討論，就已經失去了發力點。累積的不明白、誤解、或過猶不及，都無法被解決，也只會增加准確認識兩國社會的難度。余下的言論在正常環境下是錦上添花，在被閹割的環境下卻像對著棉花打拳。
“戰狼外交”是一場有組織的仇恨傳播
台灣“上報”發表文章《深圳日童不會是最後一個極端民族主義的受害者》，作者顏昕中國自改革開放以來，經濟成功的確使其逐步邁入現代化的國家行列。然而，根據現代化理論（Modernization Theory），經濟和社會的發展應該會推動政治開放和民主化。但現實中，中國卻反而符合政權穩定理論（Regime Stability Theory）的預測：在威權體制下，迅速的經濟增長只會鞏固專制政權的權力，並壓制民主化的力量。中國的現狀似乎恰恰印證了這一理論：經濟發展不僅沒有帶來政治自由化，反而被中共用作鞏固一黨專政合法性的工具。盡管中共當局將日籍兒童在深圳遇襲死亡事件歸咎於凶手精神異常，試圖淡化為個別事件，但實際上，這是中共長期推動仇外情緒和仇恨教育的必然結果。
作者認為，中共的“戰狼外交”本質上是一場有組織的仇恨傳播，旨在轉移國內對經濟困境的不滿，制造對外敵對情緒以維護政權穩定。中共也在社會層面上加強敵情意識。從2023年修訂的《反間諜法》、去年5月修訂的《保守國家秘密法》到新出台的《關於依法懲治台獨頑固分子》文件，進一步助長了對外國人和異己的敵視與排外。這一切讓人想起二戰前的日本與德國，極端民族主義的滋長似乎已走上不歸路。中共長期的意識形態灌輸，正將中國推向一個愈發排外、敵視外界的方向，未來不僅對中國內部穩定構成威脅，還可能對全球局勢產生深遠影響。
仇恨教育讓普通人無法做真實的自己
總部位於華盛頓的“歪腦”發表文章《日本男童深圳遇刺身亡事件：中國對⽇仇恨的具象化何以達成？》，作者王大垂認為，極端愛國⼈⼠對⽇本的仇恨已經具象化，如嗜⾎的蚊⼦那樣尋找任何可以叮咬的對象，⽇本⼈學校，作為在⽇常⽣活中的能夠看到的具體事物，有建築、有門牌號碼，甚⾄，還有活⽣⽣的⼈。⼀些視頻博主把這些還在上學的⽇本學童稱為“⼩太君”，意為“幼年的皇軍”，這些⼈把對“軍國主義”荒謬想象投射到了具體的⼈⾝上。這種情緒在互聯⽹上的醞釀和聚集總會要爆發的。從屏幕上轉移到⽣活中，從線上轉移到線下，只是⼀個時間問題。
文章說，這種盛⾏的對⽇仇恨和態度，⼀旦成為⼀種不能撼動的“政治正確”的話，也會給普通的中國⼈帶來極⼤的困擾以及內⼼深處的挫敗感。⼀些在深圳人去南⼭區的⽇本⼈學校門⼜獻花，需要佩戴口罩或墨鏡，也擔⼼被潛藏在附近的極端⼈⼠報復，還擔⼼被相關部門拍照或者約談。這對⼀個⼈來說，是⾮常巨⼤的傷害。因為作為⼀個⼈，不能公開表達對他⼈的愛，或者悲傷，不能做真實的⾃⼰。這種扭曲的狀態存在於很多⼈的⼼間，也存在了很多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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