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國之聲中文網）在諾貝爾和平獎（1989年達賴喇嘛和2010年劉曉波）和諾貝爾文學獎（2000年高行健）遭到中共宣傳機器的攻擊之後，諾貝爾經濟學獎是否也會成為其攻擊目標？
周一（10月14日），2024年度諾貝爾經濟學獎揭曉，三位任職於美國高校（麻省理工和芝加哥大學）的經濟學教授獲此殊榮，他們是阿西莫格魯（Daron Acemoglu）約翰遜（Simon Johnson ）和羅賓遜（James A. Robinson）。
評獎委員會在新聞稿中指出，三位學者研究了體制或者制度是如何形成並影響經濟繁榮的，證明了社會制度對一個國家繁榮的重要性。”獲獎者的研究有助於我們理解其中的成因：法治薄弱、制度化剝削民眾的社會為什麼無法帶來經濟增長或改善？”
這讓人想起另外一位諾貝爾經濟學獎（1998年）獲得者：阿瑪蒂亞·森（Amartya Sen）。他最著名的制度論證是飢荒與民主的關系：人類飢荒史的一個重要事實是，沒有一次大飢荒是發生在有民主政府和出版自由的國家。
“茉莉花革命”和”阿拉伯之春”
約翰遜與阿西莫格魯曾合著《權力與進步：我們為技術與繁榮而進行的千年鬥爭》，阿西莫格魯與羅賓遜曾合著《狹窄的走廊：國家、社會和自由的命運》和《國家為什麼會失敗：權力、繁榮和貧窮的根源》。十年前，後者曾在中國擁有大量讀者。
這本書認為，政治領域和政治領域均存在包容性制度（inclusive institutions）和攫取性制度 （extractive institutions）。最佳組合是包容性政治制度+包容性經濟制度；最差組合當然是它的反面：攫取性政治制度+攫取性經濟制度。
本書開宗明義，從當年的”茉莉花革命”和”阿拉伯之春”談起。人民為什麼走上廣場？作者說：”對埃及人來說，導致他們落後的原因包括一個無能且貪腐的政府，一個讓他們無法發揮才能、雄心和原創性的社會，以及他們所得到的教育。但是，他們也知道，這些問題的根源是政治。所有他們面對的經濟阻礙，來自於政治權力在埃及由少數菁英行使與壟斷的方式。他們了解，這是他們首先要改變的事。”
然而，作者指出，開羅解放廣場上的抗議者對這個議題的看法，卻與主流思想明顯背離。跟中國的情況一樣，主流思想界總是力圖避開政治，更要避開倡議政治變革（那可能犯下”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而是從地理、文化和領導人性格去解釋。
今天的中國政治黑暗，經濟困頓，主流思想界仍然更樂意歸咎於習近平背叛了鄧小平，而不是中共專制制度的必然結果。
然而，阿西莫格魯與羅賓遜說，他們就是要證明，開羅解放廣場上的抗議者的看法才是正確的，也就是說要發展經濟必須進行政治革命。–在中國大陸出版的譯本中，這部分和其他相關論述都被刪掉了。
中國經濟繁榮為什麼不能持久？
周一，阿西莫格魯教授通過現場電話聯線的方式，參與了宣布獲獎者的新聞發布會。現場記者提出的第一個問題是：如何解釋專制中國依然取得了巨大的經濟繁榮？
根據《國家為什麼會失敗：權力、繁榮和貧窮的根源》的闡釋，中共在中國大陸的七十多年統治中，絕大多數時間都處於最壞的組合狀態：攫取性政治制度+攫取性經濟制度。這也解釋了中國為什麼會民不聊生，社會崩潰，餓死數千萬人。
但是，很多人截取1978年以後的三十余年的歷史片段，希望以此重新定義中共統治。對此，這本書裡也有過討論。它被認為屬於另外一種組合，即攫取性政治制度+包容性經濟制度。作者說，這樣的組合可以產生增長，但不可持續。
為什麼不可持續呢？包容性制度將為所有人帶來長期利益，但攫取性制度只會為當權者帶來短期利益。只要政治制度保證他們繼續掌權，就沒有人會相信他們未來經濟改革的承諾。
在連線現場，阿西莫格魯教授按照這個研究結論進行了回答：他和同事的研究確實證明了民主制度在促進經濟繁榮方面更具優勢，同時也注意到中國案例對其研究結論確實構成了一定挑戰。他認為，中國等專制政權通過投資AI等創新領域獲得了不錯的經濟增長，但是這樣的經濟繁榮很可能在穩定性以及可持續性方面不及民主社會。
十年前就反駁了今天的”創見”
記者的這個問題，讓我想到另外一個專職解釋”專制中國為何取得巨大成就”的”經濟學家”，那就是倫敦政治經濟學院教授金刻羽。
金刻羽的父親曾任中國財政部副部長，現任中共控制的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行長。和中國所有高官子女一樣，她享盡專制政治的特權，14歲就被送到美國讀書，上西方名校，畢業後在西方名校任教，然後不遺余力地回報給她特權的專制政治，所有的著書立說只為一個目的：證明中共專制制度好得很。
她說，中國創造了一種獨特的政治集權模式，同時伴隨一種很強的經濟分權形式。沒錯，她所謂的創新理論，就是阿西莫格魯與羅賓遜列出的組合之一：攫取性政治制度+包容性經濟制度。
金刻羽的新書《新中國策略：超越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The New China Playbook: Beyond Socialism and Capitalism）去年出版之時，正值中國經濟不僅誰也超越不了，而且增長停滯，房地產坍塌，股市低迷，資本外逃，哀鴻遍野。但是這並不影響她到處推銷她的”創見”。
金刻羽認為，中國的制度得益於儒家思想的傳承、政府駕馭權力和掌控金融的獨特能力。這其實是老掉牙的中共標准文宣的學術版，阿西莫格魯與羅賓遜十多年前就在《國家為什麼會失敗：權力、繁榮和貧窮的根源》進行了反駁：”中國在毛澤東去世前的貧窮與中國文化沒有關系，而是毛澤東以慘烈的方式管理經濟和控制政治的結果。……同樣的，現在中國的成長與中國人的價值或中國文化的改變無關，而是源自鄧小平和他的盟友推動改革所引發的經濟轉型過程；他們在毛澤東死後逐步放棄社會主義經濟政策和制度，先是從農業著手，然後擴大到工業。”
麻省理工大學經濟學教授黃亞生曾在美國《外交政策》雜志發表文章反駁金刻羽的謬論。黃亞生說，事實上，中國今天的許多問題都是金刻羽賣力鼓吹的”中國模式”的直接後果。
中國上千年來一直擁有龐大的政府權力和儒家思想，1949年後又實行了掌控力更強的共產專制，怎麼就到了1978年才展示了一點制度優越性呢？而且才三四十年就結束了–這在歷史長河中可謂曇花一現，或者一個快閃場景而已。黃亞生指出，這段時間中國經濟快速發展的原因在於中國政府引入了市場改革，鼓勵創業，並引入外資，開放對外貿易，與其他東亞經濟體的成功（如二戰後的日本、韓國和台灣）並沒有什麼不同。
《的失敗》的失敗
現在我們來回答文章開頭提出的問題：中共宣傳機器會攻擊本年度的諾貝爾經濟學獎嗎？答案是肯定的，而且十年前已經提早開始了。2014年，《中國社會科學報》發表文章《的失敗》（作者楊虎濤），對本書觀點提出批評。今天，也許可以寫一篇《的失敗》。
該文作者對本書最不滿意的是，它明確強調，不僅制度重要，而且政治制度是決定性的：”本書將說明，雖然經濟制度對決定國家的貧窮或富裕極其重要，但決定國家經濟制度的是政治和政治制度。”道理不難理解：只有包容性的政治制度才能持續地允許包容性的經濟制度存在。
該文得出結論說：《失敗》一書只是制度決定論的一個極致的、荒謬的翻版。國富國窮並非某一單一因素的結果，而是在歷史特定性條件下多種因素組合的結果。當年，作者顯然還沒有今天金刻羽教授的”制度自信”，竟然沒有直接說中共專制是最好的制度。
作者長平是中國資深媒體人、時事評論作家，六四記憶·人權博物館總策展人，現居德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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