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牆外文摘:諾貝爾文學獎、光州事件與六四屠殺

(德國之聲中文網)台灣”上報”發表文章《韓江若是中國人,就是韓奸、賣國賊、反動文人了》,作者何與懷指出,在自由的環境中,韓國的知識分子,韓國的作家藝術家,充分發揮對社會的責任感。他們為沉重的歷史痛徹心扉。他們為逝去的故人、受傷的同胞、多災多難的民族吶喊。他們直面歷史創傷。韓國文學藝術作品,不僅不避諱歷史上的敏感事件,還會大書特書。關於1980年光州民主運動的作品,除韓江的小說《少年來了》外,電影電視劇等其他作品據統計就有上百部。

這種”敢言”,正是韓國文化事業繁榮昌盛取得輝煌成就的重要因素。而這種”敢言”,又得到全社會的認同。10月10日韓江榮獲2024年諾貝爾文學獎的消息傳來,韓國民眾紛紛表達了興奮之情和致敬之意,沒有人用”只有出賣祖國才能獲得諾貝爾文學獎”這句話來把韓江推上輿論的風口浪尖,沒有人給她扣上”韓奸”、”賣國賊”、”反動文人”的帽子。

文章說,中國”六四”是一個悲壯的歷史篇章,跟韓國光州事件相比,它的規模更大,它的悲情更為壯烈。但是,如果說光州事件的血沒有白流,它直接孕育了韓國的民主化,催生了如今的民主議會制度;非常不幸,中共當局走的顯然是另外一條路子。所有有關”文革””六四””反右”……這些涉及中共歷史錯誤的重大事件,不能研究,不能描寫,甚至不能提及。今天中國,在思想和表達都被壓抑的環境中,人文凋敝,難有優秀的文學藝術作品誕生。如果哪個作家今天還企圖在作品中”直面歷史創傷”,下場將不堪設想。

政治創傷:東亞諸國的命運交織

新加坡”端傳媒”發表文章《諾獎作家韓江:肉體即政治所在,”記住這一切”之艱難》,作者朱宥勳認為,韓江的小說主要環繞著韓國的政治創傷與女性處境兩個主題展開,光看關鍵詞並不新奇,但她卻能在大題目裡精耕細作,讓讀者體驗到深邃,而不是標簽與教條。韓江的《少年來了》描寫”光州事件”、《永不告別》描寫”濟州四·三事件”,正是回應自身與親族的生命傷痕。

文章指出,韓江時常將韓國本身的政治創傷,放置在東亞的脈絡來處理。《永不告別》更是並置了濟州島、台灣和沖繩,小說中談論濟州島因鎮壓而死的三萬人時說到:”台灣也有三萬人被殺害,沖繩是十二萬人。”這些並置段落篇幅不長,但精巧展示了東亞諸國的命運交織,使這些作品既屬於韓國、也不只是韓國。

女性寫作:對於父權文化的反抗

《紐約時報》發表文章《反抗父權和厭女文化:諾獎作家韓江與”韓女文學”》,記者Motoko Rich指出,盡管韓江的獲獎被廣泛譽為韓國文化的最高成就,韓江和這些女作家所代表的卻是對韓國文化的一種反抗,這種文化仍然深深根植於父權、時有厭女表現的觀念。對她和其他韓國女作家來說,寫作”是一種異見和反抗的形式”。

文章指出,韓江的寫作靈感來自韓國歷史上”人類暴力”引發的問題。她說,她說,《素食者》的一個重要元素–她對肉類消費的”負罪感”與她的家鄉光州發生的大屠殺有關。在談到《少年來了》的寫作過程時,她說:”我在寫這本書時最常感受到的是痛苦,一種勢不可擋的痛苦。寫這本小說的時候,我幾乎每天都在哭。”上周五,韓江的小說家父親、84歲的韓升源告訴韓國記者,因為(烏克蘭和中東)更大範圍的暴力,他的女兒決定不召開新聞發布會談論諾貝爾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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