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國之聲中文網）記者袁莉主持的《不明白播客》采訪了在中國經歷網暴後移民美國的知名網絡人物羅玉鳳（又名”鳳姐”）。袁莉說，在羅玉鳳的身上，我們可以看到一些中國社會變遷的痕跡。她是80後，出身重慶農村，成長在中國GDP高速增長、階層尚未固化的鍍金年代。在這個個人奮鬥改變命運幾乎成為信仰的時代，沒有容貌優勢，只有大專學歷，卻站在聚光燈下的羅玉鳳自然地成為被審視乃至鄙夷的對象。直到近幾年，隨著經濟下行、階層固化，”欠鳳姐一個道歉”成為中文互聯網的一個新話題。成名一年後便前往美國的羅玉鳳反而成為人間清醒的代表。
在談到過去的經歷時，羅玉鳳回憶說，那個時候電視台基本上反復炒作的就是什麼學歷低，素質低，最後就變成了長得很醜。它說的不是鳳姐是一個長得普通平凡的人，說的是鳳姐是一個長得非常醜的人，就是極端的醜陋，罕見的醜，就好像一萬個人當中都沒有一個人有那麼醜。我覺得這個應該是跟之前的低端人口聯系起來的。低端人口一定是沒有文化的，低端人口一定是低素質的，那麼低端人口一定長得非常醜。而且我覺得這個長得醜可能比較容易吸人眼球，所以那些媒體就以此為噱頭來醜化我這個人，來炒作這個人。
羅玉鳳認為，網絡上所有的負面人物，包括鳳姐、芙蓉姐姐，還包括以前的什麼犀利哥，所有這些人都是社會底層的人。所以社會底層的人一定會成為負面人物。精英階層，包括小S，還有那個神仙姐姐劉亦菲她們也做過一個動作，就是把手這樣撩起來，很像芙蓉姐姐的動作。小S其實也有些動作挺像芙蓉姐姐。為什麼芙蓉姐姐成為被羞辱和取笑的對象？小S和劉亦菲沒有？原因就是芙蓉姐姐是底層人，而小S和劉亦菲是精英階層的人。
那為什麼像丁真、農村四哥、華農兄弟，還有李子柒這些人，他們也是出身於社會底層，為什麼會成為正面人物？羅玉鳳認為，因為這些人對中國共產黨是有服從和巴結的。包括李子柒其實她成為中國政府的一種宣傳大使。那麼像我這樣的人，不服從中共的統治，也不為他們站台，也不為他們說好話，那麼我一定成為負面人物。
中國人臀部比較平，所以進化比較早？
總部位於美國的《中國民主季刊》最新一期發表文章《人類起源、種族自大與中國特殊論》，作者程映虹（美國特拉華大學歷史教授）分析了2012年10月中共中央的機關報之一《光明日報》發表的一篇題為《關於人類起源問題的哲學思考》的文章（作者李長春，時任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精神文明辦公室主任，署名”永春”）。
李長春在文章中羅列了中國人扁平的臀部、稀疏的體毛、比較短的上肢、比較淡的體味以及比較弱的咀嚼和消化功能等身體特征，得出結論說，”國人應該是進化較早的人類種群”。例如，臀部收回得越徹底的人種可能站立行走越早，臀部翹得越突出的人種站立行走越晚。相對其他人種，中國人臀部比較平。因此，中國人應該屬於站立行走較早的人種。”
程映紅教授認為，李長春的文章散布的是種族主義觀點，首先是因為，它把今天”中國人”很多生理特點之形成歸因於他們的祖先在數十萬年甚至上百萬年之久的演化過程中，在一些關鍵階段和步驟上，比其他人種的祖先都先行一步，使得今天的”中國人”成為進化最”徹底”的人種。
文章指出，有關古人類演化的歷史一直是官方宣傳中華民族在世界上有獨特地位、中華民族之所以偉大的重要歷史證據。最早是把距今約五十萬年的北京周口店直立猿人說成是中國人的祖先，認為它在古人類中最早開始用火。但在世紀之交，由中國科學家參與的人類基因組研究證明，今天人類的直接祖先並非直立行走的古猿人而是距今約不到二十萬年的智人，世界各地人群概莫能外。但是，自 2012 年以來，類似的用遠古的共同祖先和體質及外貌特征來定義中國人的官方觀點，一直沒有被放棄，而這些恰恰是今天在定義國族身份時被國際社會拋棄的。
缺乏包容性制度保障的繁華盛世，只能是虛幻
總部位於新加坡的”端傳媒”發表文章《動蕩時代中，我們還需要”制度決定論”嗎？ –評2024年諾貝爾經濟學獎》，作者王也（北卡羅來納大學教堂山分校政治系助理教授）以自身經驗介紹了2024年的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Daron Acemoglu，Simon Johnson和James Robinson（下簡稱AJR）的一些著述和觀點。文章說，Acemoglu和Robinson 在2013年合作出版的著作《為什麼國家會失敗》中，正式提出了”包容性制度”和”攫取性制度”的概念，並將其運用於理解歷史上多個國家的發展軌跡。包容性制度下，權力由社會各階層共用，產權得到有效保護，因此普通民眾有更強的激勵進行創新和投資，經濟繁榮隨之而來。在2008和2019年發表的兩篇論文中，他們基於跨國分析，斷言高收入未必會帶來民主化，但民主化的確會促進經濟增長。
2023年，Acemoglu和Simon Johnson合寫了新書《權力與進步》，從政治經濟學的視角闡述為什麼技術進步並不總是帶來繁榮和幸福。他們的觀點是，制度安排決定了新的技術是否能夠惠及普羅大眾。只有包容性的制度，才能防止技術被統治者壟斷，抑或是成為維系統治的幫凶。而包容性制度的維持，需要更加平等導向的政策制定，和公民社會的廣泛參與。
王也說，在這個動蕩的時代裡，AJR所強調的，包容性制度對一個國家的根本性意義，也許只會隨著時間而變得更加明顯。正如他們所說，只有制度上的轉型，才能讓社會進入一個新的均衡狀態，讓自由和繁榮獲得穩定的根基。面對積重難返的社會問題，去相信一個救世主式的領袖，去打破制度施加的種種桎梏，推動激進的社會變革，無疑是一個充滿誘惑力的選項。然而，救世主並不存在，再天才的政治家，也有自身的局限。制度的毀壞，在短時間內未必會影響我們日常的生活。但當自由一步步被侵蝕，生活中的每一秒都處於監控之下，整個國家都被統治者的個人偏好支配之時，我們終將清楚地意識到，缺乏包容性制度保障的繁華盛世，只能是虛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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