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國之聲中文網）後院房子裡的伊拉克作家阿裡·巴德爾 (Ali Bader)離開之後，搬進來一位年輕的女子。當天晚上，她就來敲我們家的門，互相認識。她給兩歲的女兒帶了一個小禮物，女兒非常喜歡。
她叫茹拉·阿薩德（Rula Asad），來自敘利亞的記者和女權活動人士。我跟女兒說：“這是茹拉姐姐。”
那是2012年初的伯爾小屋（Heinrich Böll House）。這個位於迪倫縣（Düren）的村子朗根博赫（Langenbroich），異常的安靜。來自中國的作家葉開已經回去了，院子裡的住戶，除了我們一家之外，只剩下來自突尼斯的作家哈蘇納·穆斯巴希（Hassouna Mosbahi），他偶爾過來聊幾句。
鄰居有一位八十多歲的老太太，倒是非常熱心。她坐在輪椅上，由須發皆白的兒子推著來串門兒。她為我提供了伯爾小屋項目開辦以來，所有來這裡居住過的作家、藝術家和記者的名單，其中包括中國作家、前文化部長王蒙，和著名詩人、後來殘忍地殺妻後自縊的顧城。他們曾經就住在我所居住的那套房子裡。老太太給我講了一些和他們的交往故事。
老太太對這個院子裡的住客持之以恆的興趣，讓項目管理方感到不滿，還曾正式致函讓她少操些心。也許因為這個緣故，在整個秋天，她只來過兩三次。每一次，都選在陽光燦爛的日子。那些溫暖的陽光，和她講的八卦一道，對我們來說，都是美好的記憶。
冬天來了，再也沒有見到老太太的身影。有一天，她的兒子過來說，母親突然病倒了，從醫院急救回來之後，一直處於昏迷狀態。
跟喧囂的廣州和香港相比，這裡安靜得像是另外一個星球。我非常享受這種安靜，但是也在想，對於兩歲的女兒來說，這意味著什麼？除了家人，她每天交往的就是花園裡的兩匹馬，一匹是黑色的，一匹是棕色的。項目主任西格倫·雷克豪斯（Sigrun Reckhaus），她的西格倫阿姨，每隔一周或者兩周過來一次，就跟過節一樣。
茹拉姐姐的出現，是女兒生活中的一件大事。茹拉姐姐熱情友好，生氣勃勃。女兒每天觀察她的行蹤，並向我們報告：“茹拉姐姐到花園去了。”“茹拉姐姐出門走了。”“茹拉姐姐回來了。”
原來她跟獨裁者沒有親戚關系
和中國一樣，敘利亞是一個歷史悠久的文明古國。和中國一樣，敘利亞對現代人類的最大貢獻之一，是出產了舉世聞名的獨裁者。
這個獨裁者家族的名字叫阿薩德（Assad）。哈菲茲·阿薩德（Hafez al-Assad）統治敘利亞30年，直到2000年暴病身亡。接著上台的是巴沙爾·阿薩德（Bashar al-Assad），殘暴不讓其父。2024年12月初，鐵腕政權泥沙一般坍塌。
茹拉·阿薩德（Rula Asad）在敘利亞首都大馬士革的生活，正是阿薩德政權的鼎盛時期。
她從小的夢想，是成為一名足球運動員。如果還必須要有另外一份職業，那麼她會選擇做報道運動賽事的體育記者。她踢了三年足球，也學習了媒體專業，進入了報社工作。但她認為，在一個專制保守的社會，自己並沒有機會當上一名真正的記者。
在那裡，媒體都屬於國家政權，所有的掌權者都是男性。男記者報道政治、經濟和體育這些“硬新聞”，女記者只能報道文化娛樂、美容和烹飪等“輕松”話題。
茹拉不服氣。剛開始，她發現報社領導都對她尊敬有加，還以為自己的勇敢得到了應有的回報。她告訴我們說，她很快明白了，因為她姓阿薩德。放在中國當下的語境中，那就是報社領導以為她是“趙家人”——權貴家族的一員，自然要讓她三分；而且還期待她能在獨裁者那裡美言幾句，沒准兒有機會得到意外提拔呢。
報社領導後來發現，原來她跟獨裁者阿薩德沒有親戚關系，感覺“上當受騙”；不僅如此，他們還發現，她不服從性別規訓，也關心政治改革和社會改造，於是認為她是一個危險分子，對她越來越不友好。
2010年12月，突尼斯爆發茉莉花革命。緊接著，一場推翻專制政權的運動席卷整個阿拉伯世界，被稱為“阿拉伯之春”。互聯網帶來了希望，也讓全世界看見，跟全世界的人一樣，阿拉伯人也熱愛民主自由。
茹拉成為抗議運動的活躍分子，並希望這場運動得到及時兒公正的媒體報道。這就意味著，她隨時可能被逮捕進監獄。
2011年，茹拉獲得德國一家女性權益組織的獎學金。來到歐洲之後，她可以自由地通過網絡平台和社交媒體報道敘利亞的抗議活動。不想失去這個自由，於是留在了歐洲。
茉莉花革命也改變了我的命運
在伯爾小屋的書房裡，我和茹拉一起跟著一位老師學習德語。很快，老師讓我們分開上課。老師說，因為茹拉學習過荷蘭語，德語學起來容易一些，已經甩開我一大截。老師沒有說的是，她也比我要用功得多。
我在伯爾小屋住了一年，而茹拉只住了三個月。她往返於德國和荷蘭之間，還忙於參加各種活動，因此我們聊天的機會很少，大多數見面只是遠遠的一聲問候。
我沒有機會跟她講中國的政治迷因“你也配姓趙”，也沒有機會告訴她，2011年的茉莉花革命迅速傳到了中國。網絡匿名發起者號召中國人上街聚會抗議，要求民主自由。發起者在中國多個城市指定了集會地點，到達這些地點的警察遠遠多過抗議者。
當局無法查找出這場抗議活動的發動者，索性擴大打擊行動，抓捕了上百位維權人士、人權律師、作家和藝術家。
2011年3月的一個周末，法國文化部邀請我去巴黎，和作家余華、學者展江和於建嶸一起，參加了一場關於中國問題的討論會。大約正當我在討論會上發言的時候，中國警察去了我家裡。此前一個信息得到了證實：我也被列上了抓捕名單。
這就是為什麼，我來到了德國。
在紐約聯合國總部大廈裡的重逢
2013年，茹拉在歐洲和同道一起創建了敘利亞女記者網絡（Syrian Female Journalists Network ，簡稱SFJN)，並出任執行主任。她們為敘利亞女記者提供在線培訓和其他支持，鼓勵她們報道政治、經濟和體育等“硬新聞”，參與政治活動。
我從網絡上看到，她努力參加各種活動，接受采訪，成為敘利亞年輕女性的代言人之一。
最後一次在德國見到她的地點，我已經忘記了，但是記得她說，她也在為德國之聲工作。後來從新聞報道中看見，她還以嘉賓身份出席了2014年的德國之聲全球媒體論壇。
2015年3月，我參加了聯合國婦女地位委員會（The Commission on the Status of Women，簡稱CSW）在紐約聯合國總部召開的第59屆年會。
那天下午，聽完作家、社會活動家帕姆·阿林（Pam Allyn）講她幫助全球各地的兒童識字讀書的故事，我轉到旁邊一個會議室，發現茹拉坐在講台上，正在介紹敘利亞女性的生存與抗爭。
活動結束之後，茹拉走過來和我擁抱。我們都很高興在這裡意外重逢。
她問起我女兒的情況，我說她已經上了三年幼兒園，秋天就要上小學了。
我們合影留念。回家之後，我拿照片給女兒看。她立即大聲叫道：
“茹拉姐姐！”
作者長平是中國資深媒體人、時事評論作家，六四記憶 · 人權博物館總策展人，現居德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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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長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