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國之聲中文網）斷斷續續，但越來越多，鞭炮響了起來。城市的夜空一陣一陣地閃亮，河面映射著彩色的光芒。隨後，它們又一同暗淡下去，安靜地等待下一聲爆響。
這是2024年的最後一個小時，我獨自在杜塞爾多夫的一段萊茵河岸散步。我想起十多年前在上海度過的元旦和春節。當時上海還沒有禁放煙花爆竹，大家比賽著燃放，整個城市都好像要被炸毀似的。但是，人們感覺到的並不是害怕，而是對未來的希望——好像每一聲爆竹都能炸走一個黴運，炸來一堆錢財，自然是越響越好。
“爆竹聲中一歲除”也是德國人的一個傳統，但是近年來受到越來越多的質疑。除了醫院裡可能增加床位之外，環保人士還不能忍受它對空氣和街面的污染，動物保護人士則擔心貓狗受到驚嚇。
很多人認為，這是一個放縱與節制、自由與法律的矛盾。在一些哲學家看來，這樣說可能有點本質主義，比如保羅·薩特（Jean-Paul Sartre）。
也許是因為我剛剛在幾個小時之前讀完了一本書，薩特的思想和生活伴侶西蒙·德·波伏瓦（Simone de Beauvoir）的新傳記《成為波伏娃》，在想到上海之前，我先想到了薩特講的一個故事。——這多半會讓本書的作者凱特·柯克帕特裡克（Kate Kirkpatrick）感到失望，因為她寫作此書的目的之一，就是不要讓人覺得波伏娃非要跟薩特捆綁在一起不可。
波伏瓦建議刪掉那個問號
薩特在1945年的一次演講中，講到幾個故事。其中一個，當我聽著零星的鞭炮聲，行走在夜色中的萊茵河邊時，我在腦子裡做了一些改動。我相信讀者能夠理解我所做的改動——
有一位年輕人，他的人生面臨一個抉擇：是回到家裡，在新年之夜和年邁的母親呆在一起，還是去參加一場他認為是正義的戰爭。
他認為，而且實際上也是如此，如果他為了母親留下來，他的行動後果也就是家庭溫情是觸手可得的。而他為了正義上前線，則對行動的後果非常沒有把握，說不定只會成為悄無聲息的炮灰。
但是，前者只是為了一個人，後者卻目標遠大，可能是為了全世界的人。有什麼樣的道德倫理，能夠幫他作出抉擇呢？
——我這樣寫下來，它好像就是一個“個人與集體”、“小家與大家”或者“忠孝不能兩全”的俗套故事。也許的確如此，它就是我們生活中隨時都在面臨的抉擇。
基督教的教義說：對人要慈善，要愛你的鄰人，要為別人克制你自己，選擇最艱苦的道路。但是，薩特問，什麼是最艱苦的道路？誰應當承受這種愛呢？是前線的戰士，還是那個母親？
康德的倫理學說，永遠不要把另一個人當作手段，而要當作目的。但是，薩特問，母親和前線的戰士，難道不是可能互為手段和目的嗎？也就是說，你做任何選擇，都不能滿足康德的要求。
薩特的回答是：存在先於本質，人是自己的行動造就而成的。在你行動之前，並不存在“忠”或者“孝”這種本質性選擇。那個年輕人可能會說，我愛我的母親，愛到我不能離開她。但是，在他這樣行動之前，這種理由並不成立。“我可以說我愛我的某個朋友愛到可以為他犧牲，或者犧牲一筆錢的程度，但是除非我這樣做了，否則我是無法證明我愛他到這樣程度的。”
這場演講當晚就很轟動，聽眾多到薩特就差點擠不到講台上；隨後更是成為一場標志性的文化事件。演講的題目是《存在主義是一種人道主義嗎？》等到要作為文章出版的時候，波伏瓦建議他刪掉那個問號。她的這次“一字師”當得非常重要，從疑問變成肯定，有力地為存在主義哲學立起了一桿旗幟。
“你能為這個城市做些什麼”
十多年前的一天中午，我走在上海巨鹿路上。春天的陽光裡，城市生機勃勃，令人感動。美國前總統肯尼迪的一句話突然在我的腦子裡冒出來——它讓我感到尷尬，因為我當時不喜歡這句話，尤其不喜歡它出現在中文語境中；稍後還寫過文章對它進行討論——但是它當時的確出現在我的腦子裡，而且還令我感動。這句話就是：“不要問你的國家能為你做些什麼，而要問你能為你的國家做些什麼。”
回到辦公室之後，我以“你能為這個城市做些什麼”為題，寫了一篇文章，作為我當時擔任副總編輯的一個新聞周刊的卷首語。
我和我的同事雄心勃勃，想要在媒體行業帶來一些變化，希望這裡也有相對獨立公正、敢於批評的聲音，而不是躲藏在商業和時尚的幌子下苟且偷生，成為專制政府的幫凶。
我們充滿信心。事實上，我們從外地去到上海，目的就是為了要改變它——正如我們已經改變了其他城市的媒體生態和人文景觀一樣。
那些年裡，我先後為多家媒體寫了無數“卷首語”、“新年獻詞”和“主編的話”。我真誠地相信，我寫下的每一個字都有回聲，哪怕我根本聽不見；我簽發的每一篇報道，都是推動進步的力量，哪怕柔弱得不值一提。更何況，有時我們的確能夠聽見，也被人提及。
在新冠疫情期間，我養成了沿著本地萊茵河邊散步的習慣，而且常在夜間出門。看著城市裡璀璨的燈火，對岸熱鬧的夜市，以及江邊成群結隊的年輕人，我意識到，盡管這裡就要成為我生活時間最長的城市了，但是我在這裡仍然是一個局外人。
直到有一天，我對女兒說：你已經長大了。我們應該思考：我們能為這個城市做些什麼？
“人不是生而自由，而是變得自由的”
薩特和波伏娃的哲學名句，在今天已經成為可以寫在明信片上的雞湯文了——人可以而且必須作出選擇，並為選擇承擔責任；人不只是為了自己選擇，而且也是在為所有人作出選擇——這並不意味著，這些思想在今天就沒有意義。尤其是，薩特說：“存在主義者從不把人當作目的，因為人仍然在形成之中。”
在此之前，讓-雅克·盧梭說，“人是生而自由的，卻無往不在枷鎖之中。”阿爾弗雷德·富耶則認為，“人不是生而自由，而是變得自由的。”
波伏瓦提起筆來，寫下她震驚世界的名句：“女人不是天生的，而是後天成為的。”——這句話如此重要，我會另行寫下《成為波伏娃》一書的讀後感。
為了能夠和家人一起等待新年的到來，我提早結束了萊茵河邊的散步。我已經將安格拉·默克爾的自傳《自由：回憶錄》（德語：Freiheit: Erinnerungen 1954 – 2021）作為聖誕節禮物送給了女兒，因此沒有准備新年禮物。但是，我會和她討論，默克爾為什麼會把“我並非天生就是總理”作為第一章的標題。
作者長平是中國資深媒體人、時事評論作家，六四記憶 · 人權博物館總策展人，現居德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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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長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