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國之聲中文網）1月21日下午，韓國總統尹錫悅身著西裝、佩戴領帶現身憲法法院，成為韓國憲政史上首位出席彈劾案庭審辯論的在任總統。並且，其亦出席了23日的第四次憲法法庭辯論；而作為重要證人被國會要求同時出庭的前國防部長金龍顯，則就“12·3緊急戒嚴令”作出了有利於尹錫悅總統的當庭陳述。
此前，由於韓國憲政史上首次拘捕現任總統，舉世矚目的“青瓦台魔咒”再度升級。這不僅使得其部分支持民眾在激憤之中劇烈沖撞首爾西部地方法院（19日凌晨），亦出現個別民眾因反對公調處二度抓捕總統而最終自焚致死的社會悲劇（20日）。
因此，目前尹錫悅總統雖然“身陷囹圄”、境遇堪稱唏噓，但其堅持公開出席憲法法院庭審的行為，以及“只要有可能，將出席所有庭審辯論”的公開承諾，無疑為當前韓國急劇的政治震蕩帶來某種“冷靜”效應。而彈劾過程所提供的種種看點，亦將真實地啟發民眾對韓國民主狀況進行再思考。
民主的“體面”與“人性”
西方法學理論奠基人、法國啟蒙思想家孟德斯鳩（Montesquieu）在《論法的精神》（De l’esprit des lois）中指出：“沒有人性的政治”最值厭惡，因為政治一旦失去人性，就會成為“惡”之象征，並使人類社會退回野蠻的叢林狀態。而目前韓國激烈的兩黨對立，因幕後並無財閥或世家的特別加持（見筆者前二篇分析：“青瓦台魔咒”與尹錫悅總統彈劾案、布林肯訪韓後的韓國政壇新局勢），此種平民總統與平民總統落選人之間的較量，反而正為這一原則提供了較為純粹的觀照。
觀察自“12·3緊急戒嚴令”以來朝野雙方的激烈博弈，雖然同是法律背景出身，盡管總統尹錫悅已然身陷困境、暫處下風，亦清晰表明願意接受憲法法庭任何裁決結果（即使包括彈劾），但其一系列應對方式或政治策略，與采取激進措施以達目的的政治對手李在明議員相比，似乎更為體現出某種“有溫度”的人性：
首先，在公調處罔顧合法性爭議、不惜糾結上千警力突破人群封鎖，於總統府實行二次強捕之際，尹錫悅最終選擇自行走出官邸，並於事先准備的錄像之中聲稱，此舉是“為了防止不光彩的流血事件”。顯然，於韓國內外的觀察者而言，在雙方劍拔弩張的“決死”緊張局面之中，避免流血的思維，無疑終究維護了韓國民主制度的最後“體面”。
而其在看守所發布的萬字長文，不僅回顧了執政中的艱難局面，還以“被彈劾之後才終於感覺自己是總統”自嘲。這封以手寫形式完成的信件，帶有濃厚的個人情感，喚起了部分民眾對1980年代自由民主主義浪漫夢想的回憶。 最後，在支持者們因質疑逮捕令不公而激烈沖擊首爾西部地方法院之時，其則呼籲民眾“以和平方式表達意見”， 並表明自己對年輕人的參與感到“心碎”。
相比之下，在野黨的嚴苛追打，以及某些“不啻流血”的激進言論，則引起尚在觀望的中間派民眾強烈反感。譬如頗具爭議的是：在民意對抗愈演愈烈的情況之下，首爾西部地方法院凌晨兩點僅以史上最為簡短的十五字理由（“擔心嫌疑人會有毀滅證據的可能性”），迅速剝奪了現任總統的人身自由；並使其隨後接受頗具“規訓”意象的入獄程序。這在其支持者、甚至中立觀察者的眼裡，與其他系列政界案例相比（譬如當前仍試圖進行拖延的李在明所涉案），無疑是針對憲政史上合法上台的民選總統的精神虐待及人格羞辱。
其次，亦令人較為驚愕的是：在現任總統夫人金建希傳出嚴重的健康危機之際，公調處甚至毫不留情地輕易剝奪了其作為家屬的合法探視權益；並禁止尹錫悅收發任何信件。此種極其缺乏人道主義基本精神的法律手段，不僅引發了政治迫害、政治報復的擔憂，亦令人不由質疑該社會政治生態的殘酷。
民主的“潔癖”與“正義”
而另一方面，無視民意持續反彈的韓國在野黨共同民主黨及黨首李在明，則似乎絲毫沒有顧慮自身行事方式的“強硬”、以及長期企圖單方立法以規避自身司法風險的“雙重標准”；反而一味希望利用韓國民眾對於政治慣有的“潔癖”，試圖單方追擊，以更進一步地合理化自身的政治訴求，並樹立起“親民”、“正義”、“全心全意支持弱勢群體”之形象。
然而，即使罔顧其於一院制國會弊端中實行“多數專制”、高頻度使用彈劾權而致使政務幾近癱瘓的客觀事實，其近日意欲干涉韓國金融政策的行為，則引發了韓國社會進一步的警覺與震驚：一是韓國憲政史上從未出現過在野黨黨首單獨召開金融會議、要求六大銀行行長降低附加利率等之先例；二是銀行利率本身涉及商業機密、亦受到國家政策的導向；三是倘若並無金融權限的在野黨貿然違反程序正義而降率成功，這不僅將在短時間內爆發家庭貸款、房地產市場等的連鎖失控，亦或使得韓國在世界金融體系之中失去信譽，引發信用動蕩。
在“強扮總統”、“威脅民主主義”以及“破壞金融市場”等洶湧的輿論指責之中，李在明不得不於次日（1月20日）的金融界會議之上否認其強制降率意圖。但是，令人虛驚一場的氣氛，卻仍使得民眾“管中窺豹”：倘若其毫無節制的左翼鬥爭手段及政治思維外溢，甚至肆無忌憚地蔓延至民間經濟界或金融市場，此種強制性的干預，或將為慣於自由資本主義運行軌道的韓國帶來進一步分裂與沖擊；並且，亦令人質疑其是否具備民主制度之下必要的協商素質。
李在明及在野黨這種一意孤行、令人費解的“理想主義”，抑或建立於儒家傳統的社會理想，即“達則兼濟天下”；因此李在明及其政黨主要受到底層民眾、弱勢群體及邊緣政治群體的大力支持（譬如勞工組織、在韓朝鮮族同胞組織、部分年輕女性等）。但在現代社會，不管其如何秉持或標榜“天下為公”，亦需接受長期研究公共領域的德國哲學家哈貝馬斯（Habermas）之問：即議會制的“理想主義”形象，是否或許恰恰掩蓋了權力驅動的現實主義政治的核心事實？
因此，倘若在野黨共同民主黨及黨首李在明無法說服民眾擺脫越來越強的質疑——即一切是否為了不顧一切地掌握權力——那麼，這即不可避免地令人想起法國大革命之中，被激進派送上斷頭台的羅蘭夫人（Madame Roland）臨刑之前所語：“自由自由，多少罪惡假汝之名而行！”（”Ô liberté, que de crimes on commet en ton nom !” ）
爭議與展望
目前，韓國雖然仍處政局動蕩及結果未決的艱難局面之中，但民意似乎已經跟隨上述觀察發生變化：根據20日的最新民調，執政黨以48.6%的支持率實現翻盤（即支持執政黨繼續執政），甚至被進步派媒體《中央日報》稱為“尹錫悅入獄後開啟新局面”。但另一方面，李在明及共同民主黨似乎卻不願接受此種事實，當即成立“民調驗證及制度改善特別委員會”欲以法律手段加以管制。顯然，此種一味強制、干涉一切的做法，亦或將引起中間派選民及年輕民眾更多反感，並陷入雙方互不信任的循環怪圈。
而在尹錫悅總統首次出席憲法法庭辯論之後，韓國前外交部朝核大使李容濬22日於保守派媒體《朝鮮日報》發表客座評論，認為在野黨在尹錫悅總統彈劾事由中寫了又刪的“敵視朝中俄政策”方為問題關鍵；這不僅令人看清彈劾主導勢力的“真面目”，亦引發了美國朝野的擔憂視線；而在新任美國總統特朗普的對華政策之下，“如果彈劾總統成為現實並舉行大選，在美中對決的最前線，韓國國民將重新站在選擇親華反美和親美反華的認同性的十字路口”。
在上述種種爭議之下，特別是在23日憲法法庭駁回僅就任兩天就遭國會彈劾的廣播通信委員會委員長李真淑案，以及一直拒絕證人傳詢的前國防部長金龍顯作出明顯有利於尹錫悅總統的法庭陳述之後，在野黨共同民主黨各潛在大選候選人亦加大力度呼籲“反省李在明單極體制”，甚至亦紛紛通過“修憲”主張與“改革1987年體制”對其施壓。顯然，即使李在明近日於辦公室背景牆換上總統室同款標語（“再次，大韓民國！”），以及再度搬出中國改革開放領導人鄧小平的“黑貓白貓”理論，亦似乎並不足以應對目前黨內疑問。
結語
綜上所述，在筆者看來，相對於朝野之間各種無法全然克服的焦慮，以及地緣政治此一時彼一時、亦並非亙古不變的利益博弈，社會發展更為本質的著力點，或許仍是首先在於民主體制自身是否能夠良好運作與日趨完善。而這則特別需要各方觀察者們在復雜糾葛之局勢與利益訴求之下，能夠共同進行冷靜與多元的再思考，並力圖為當前的民主制度拾漏補遺。
顯然，對於從未走出“青瓦台魔咒”的韓國憲政體制而言，只有當其能夠真正建立起一個較為平和、且符合人性的良性自我循環體制，不再排斥必然的糾錯機制與容錯機制等，並能樹立起有效的民主多元化思維，從而使政治生態從激烈的單一對抗模式轉向溫和的多元協商模式，或許方能擺脫政黨之間你死我活、朝野爭做民主“獨家”代理人的“低水平內耗民主”。而這，或許亦是當前民意持續反彈的表象之下，不少韓國民眾真實希望的“再啟蒙”。
呂恆君（Dr. Hangkun Strian）,華裔德籍漢學家，曾求學於韓國延世大學、檀國大學，並執教於韓國弘益大學、慶州大學等多所高校。此後在柏林洪堡大學亞非研究所獲得哲學博士學位。主要研究及興趣領域為文學史、電影、國際關系、基督宗教本土化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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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呂恆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