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國之聲中文網）16世紀前，中國在科學和技術方面的發達程度遠超同期歐洲，同時在社會制度上，中國的政教分離、文官選拔、私塾教育等也比歐洲更接近現代社會，然而，科學和工業革命並沒有在近代中國發生，這便是科技和思想史上著名的“李約瑟之問”。
“李約瑟之問”背後揭示的現象，即中國原始創新的匱乏其實一直持續到現在，這讓中國人很困惑，也有些自卑。但DeepSeek的出現增強了中國人在自主創新上的信心。雖然DeepSeek的算法創新嚴格來說，尚不屬於0-1的技術進步，然而，這款AI大模型確實也讓許多人認為，中國距離原始創新的突破又接近了一步。
中國人和中國政府對科技的痴迷是不亞於西方的，這是接受了近代科技落後的教訓的緣故。在最近官方的幾個“五年計劃”中，都有關於爭取科技原始創新突破的內容。雖然中國在科技的發展上確實進展迅速，取得了多個重大工程技術的突破，例如，中國能讓探月機器准確落入月球背面，但是，在基礎理論等原始創新上，鮮有中國本土科學家的貢獻，除了發明青蒿素的屠呦呦獲得過諾貝爾科學獎外，中國自己培養的科技人才至今還沒有第二個得過諾貝爾獎。
中國人有能力進行科技的原始創新？
因此，這也就帶來了一個問題，中國人是否有能力進行科技的原始創新？如果中國不能破除原始創新的瓶頸，最多只能做一個科技大國，而成不了科技強國；如果不能成為科技強國，在中美的科技競爭中，中國就永遠無法擺脫被美國在關鍵科技“的宿命。這是中國人和中國政府對原始創新的理解。
這個問題頗具爭議性。很多中國人自然不服，因為如果承認中國人沒有能力進行原始創新，就意味著中國人在人種上比西方人笨，這樣將會打擊中國人的自信心。但也有很多人雖然嘴上不說，可心理承認中國在原始創新上不如西方，這在科技界尤其明顯。DeepSeek創始人梁文峰在名聲大振後接受采訪時表示，中國在前沿研究上信心不足，從投資人到大公司，很多人認為差距太大，轉而專注於應用，但創新需要信心，而年輕人往往更具信心。
專制不利於科技創新
不管如何看待前述問題，面對中國原始創新的乏善可陳，首先要追問這是由何種原因造成的。可以歸納為體制、文化、利益結構三方面因素。相對來說，中國人反思最多的還是體制問題。體制在此不僅是指科研的管理體制，更多是指科技創新所涉及的體制因素。其中，人們的習慣看法是，專制體制不利於科技創新，特別是原始創新。因為原始創新需要思想的自由，觀念的大膽和開放，需要一個自由討論的空間，而專制體制不允許思想的無拘無束，它需要的是整齊劃一，有一個統一的答案，從而形成對思想自由的鉗制。專制體制不但害怕思想自由，也害怕科技創新成果會觸動統治者利益。從中國16世紀以來的專制歷史來看，這種解釋是說得通的。
但也有人提出了質疑。質疑的理由之一是，中國的專制制度不是無緣無故掉下來的，16世紀前的大部分時間，中國也處於帝王的專制統治下，為什麼那時科技水平比西方要高？理由之二是，習近平上台以來的10多年，論政權的專制程度，比鄧、江、胡時期要嚴重得多，但恰恰是這10多年，中國的科研能力和科技水平有一個大爆發。最新發布的《自然指數》顯示，在2023年11月開始的12個月內，物理學研究成果中，中國科學院、中國科技大學和清華大學這三家頂尖科研機構，位列全球前三，而美國排名最高的機構位列第13位。在全球專利申請數量上，中國也已佔據全球專利份額的半數以上。此外，中國在國際頂級期刊發表的高被引論文數也位居世界前列。雖然這些數據並非必然說明中國的科研力量就超過了美國，但也說明，中國在科研領域不再是過去的那個跟隨者，而已處於全球第一方陣。
中國是制造業的領先創新者
中國還正在快速成為各種先進制造業的領先創新者，最有名的就是“中國制造2025”，多個機構評估，中國基本實現了該規劃的目標任務。
我們如何來解釋上面所說的這些情況？也許我們不得不承認，雖然如今的中國政權比一般專制政權的專政能力更強，然而，中國官方對科技人才、科研活動和科技創新，可能不像外界認為的那樣施以過多的意識形態限制。畢竟，自然科學的屬性與社會科學不同，自然科學，即科學和技術本身沒有意識形態之分，這就使得科技創新過程受到官方意識形態的干擾要少很多。雖然對自然科學的研究和探索，在指導思想和方法論也受官方意識形態的影響，但官方基本不會對科研活動進行直接的意識形態管制。習近平在2020年的一次科學家座談會上甚至強調：“科技創新特別是原始創新要有創造性思辨的能力、嚴格求證的方法，不迷信學術權威，不盲從既有學說，敢於大膽質疑，認真實證，不斷試驗”。這話從他的嘴裡說出來，讓人有點匪夷所思，可也奇妙地統一在他身上。
另一個或許更重要的原因，是中國工業能力的強大，建成了世界上門類最齊全的工業體系。而這一點人們談得很少。科技理論和技術上的重大突破，多是產業和技術進步的結果。一個國家產業沒有發展起來，工業能力不強，政府和企業是不會有更多的資本和資源投入研發的，從而也就不可能有技術進步。西方的工業發展史證實了這個規律。中國的產業和技術曾長期落後，一直到改革的初中期，都沒有太大改變，工業基礎薄弱，技術水平低下，政府和企業的研發投入少得可憐，以致中國采取“市場換技術”的方式，從西方吸收引進技術，發展自己的產業，提高工業技術能力。
經過20多年的發展，中國成為一個制造業大國，佔到全球的20%多。科技的創新從來是在技術進步中，為因應工業發展，解決產業遇到的瓶頸而出現的。全產業鏈的優勢和強大的工業能力為社會源源不斷的科技創新提供了需求來源和應用場景，也為快速實現各種科技創新提供了從設計、打樣、開模、試制到大規模生產、不斷迭代的強大支撐，故在這個背景下，DeepSeek的崛起，一點都不奇怪。
盡管如此，DeepSeek這次代表中國科技前沿領域的創新，仍然屬於重大工程技術上的創新，而非在0-1的原始創新上有重大突破，但或許也說明，中國確有能力進行原始創新，只差“臨門一腳”。看來，有必要糾正習以為常的中國人不能進行原始創新的認知。不過，要突破“臨門一腳”的限制，也不是那麼容易的。現在的問題是，政權對創新需求的自由空間多少有所壓制，以及創新需要深厚的技術積累這兩者之間，哪個在具體的創新中影響因子多大。有一點可以肯定，中國要打破原始創新的瓶頸，恐怕還要等待一段時間，需要更多的技術積累和更自由的探索氛圍。至於DeepSeek的鯰魚效應是否會加速這個突破過程，就看中國政府能否因勢利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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鄧聿文為政治評論員，獨立學者，中國戰略分析智庫研究員兼中國戰略分析雜志共同主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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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鄧聿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