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國之聲中文網）萬斯的成名作是其2016年所出版的自傳性回憶錄《鄉下人的悲歌》（Hillbilly Elegy: A Memoir of a Family and Culture in Crisis）。這是一部關於美國鐵鏽地帶底層貧困白人階層的危機錄：作者不僅以親身經歷刻畫了他們的無望與無助，同時亦以“規訓”之目光處處審視著他們的不堪，譬如粗魯、缺乏責任感、不夠勤奮努力等。
在法國後結構主義哲學家福柯眼裡，“規訓”實則是一種權力的應用，乃為隱秘性的控制。在《鄉下人的悲歌》中，萬斯之所以處處流露出對原生階層的“規訓”心態，是因其自小受到了躋身中產階層的外祖母的嚴厲教育，並在入伍期間經歷了嚴格的軍事化管理；最後，其借助退役軍人權利法案（G.I. Bill）進入大學，並於耶魯接受法學”規訓”，從而一舉打破階層藩籬，躍身成為社會精英。
因此，在《鄉下人的悲歌》之中，萬斯展現的實乃一種毋容置疑的雙重性權威敘事：此種權威敘事一是來自於其地道的親身經歷，二是來自於其精英身份的話語權與俯瞰視角——因此，其未必能百分之百地克服單一性、簡化性與片面性——畢竟，更多與萬斯相同出身背景之人，甚至不知怎樣識別一個個能接受“規訓”的機會，從而有望改善自己的命運。
萬斯的“規訓”型外交
既然“規訓”的背後是隱形的威權，通過一系列“規訓”而成功的萬斯，顯然較為與民粹主義共情。因為，在民粹主義眼裡：一個最核心問題是誰能代表真正的人民——類似的疑問，既見於難民政策之下的歐洲，亦見於全球化浪潮中制造業衰落的美國；而民粹主義領袖，又通常熱衷於將自己化為道德的想象。
於此不難理解：為什麼起初曾將特朗普斥為“希特勒”的萬斯，在從政道路上竟然與之愈走愈近，並產生貌似越來越強烈的崇拜之情。此次白宮會晤之中，最為直接的轉折點，是萬斯一再強調特朗普總統與眾不同的“偉大”，並強烈要求烏克蘭“感恩”。
此前不久，為了在德國大選之前拉抬德國右翼民粹政黨選項黨（AfD）聲勢, 萬斯在慕尼黑安全會議上公然“教訓”歐盟建制派“打壓異見”，“壓制言論自由”，甚至將其比喻為“比俄中更可怕的“內部威脅”；並斷然拒絕會見東道主總理肖爾茨 ——顯然，這是對德國政治生態的刻意羞辱。而近日於美國白宮之內，其作為東道主卻勒令客人再三對主人表示感謝，甚至使得局勢失控之後，客人被直接轟出白宮。
顯然，不管是作為客人還是主人，萬斯的“規訓”表演所取得的實際成效，實在與其口中所強調的“外交”風馬牛不相及。在現代性的國際外交禮儀之中，一個至關重要的原則是“平等”，即無論國家大小強弱，起碼應在國際舞台上以平等性姿態相互傾聽交際；而萬斯的霸凌態度，卻在一個帝國主義早應遠去的時代，淋漓盡致地詮釋了“弱國無外交”。而這一幕，不僅深深刺痛了危機之中的烏克蘭民眾，亦使得各方觀察者們深覺不忍與嘆息。
“烏克蘭的悲歌”
顯然，在白宮霸凌事件之中，需要反省的並非一直基於事實敘事的烏克蘭總統澤連斯基，甚至亦非態度先前不乏溫和與真誠的特朗普總統，而是萬斯這位高高在上，動輒大怒、甚至對客人指指點點的副總統。正如其在《鄉下人的悲歌》中對“鄉巴佬”群體所流露出的態度：他看到了他們的問題，卻並未設身處地地體諒他們的痛苦；並且，面對弱勢的他們，其采取了全然抽離於其外的俯瞰角度。
在這場鬧劇之中，被轟出白宮的澤連斯基即使在全世界媒體之前遭受了粗魯的羞辱，卻仍在事後忍辱負重地重申了對美國的感謝之情，並再度聲明願意繼續簽署礦產協議。顯然，對深陷危機的烏克蘭人而言，如果說上周五曾在新聞鏡頭之前或因自己的總統遭受羞辱而傷感，這一次，當特朗普總統斷然停止軍援，他們所要面對的，卻首先是浴血奮戰之後的失望與無助——並且這一次，最沉痛的心靈打擊，首先是源於自己所信靠的盟友。
事實上，與俄羅斯的恩怨情結，誰也沒有烏克蘭最具發言權，猶如白宮裡忍不住抱怨普京多次打破協議的澤連斯基總統——筆者在此只想指出或許仍具現實觀照意義的一例：當年在斯大林獨裁的農業集體化政策之下，作為糧倉而被利用與掠奪的烏克蘭卻爆發了嚴重的大飢荒；縱然英國記者瓊斯（Gareth Jones）等竭力揭發出人吃人的慘劇，但由於當時英國政界希望聯手蘇聯制衡納粹德國，百萬餓殍的悲慘遭遇被“更高”的外交利益所輕輕掩蓋。
而時至今日，主權獨立的烏克蘭因種種原因想要決定自己的命運。不管俄烏之間發生過怎樣復雜的爭執，一個不爭的事實是：最終以野蠻武力挑起戰爭、令眾多生命慘遭傷亡的是俄羅斯一方；並且，在目前仍然懸而不決的美烏礦產協議之中，需要明確安全保障的是烏克蘭一方。不管特朗普等人急推礦產協議的真實意圖為何——究竟是為了諾貝爾和平獎，抑或為美國爭取經濟利益（萬斯日前訪談所言），抑或是拉攏俄羅斯圍堵中國的地緣戰略，均不能將烏克蘭視為完全的犧牲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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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語
最後，再度令人難以適從的是：萬斯副總統雖然日前（3日）在節目訪談中承認自己引發了白宮鬧劇，但隨後卻對著鏡頭旁若無人地哈哈大笑。顯然，其對當時震驚全球的場景，仍然沒有絲毫愧疚、顧慮或歉意，那麼，此時的萬斯，與其筆下那些不負責任的“鄉巴佬們”，真實區別又在哪裡？雖然其口口聲聲是為了“和平”，但任何“和平”路徑，均應以尊重、合理而公正的方式進行，而非其所擅長的蔑視與“規訓”。
或許，筆者自身亦與萬斯們一樣，無法切身體會到烏克蘭人真實的痛苦；但卻亦和萬斯們甚至特朗普總統自我標榜的一樣，願俄烏戰爭盡早結束——只是，這必須是以相對公義、體面的方式，能夠在困境中帶給烏克蘭人慘遭戰爭蹂躪的心靈以真實的寬慰。而在萬斯當眾“規訓”澤連斯基之時，自己第一時間想到的，竟是兩年前短暫偶遇的一位烏克蘭“女鄰居”——其用手機直接對著我的狗狗拍照，甚至沒有來得及說“你好”，然後才比劃告訴說：她在故鄉也有這樣一條狗狗，他一定在跟著她的丈夫在城中巡邏，所以她也要趕回去了……
兩年已經過去，不知她和她的丈夫、那條狗狗是否還活著？不知那匆匆趕往故鄉廢墟之人，是否一切可還安好？如果她還活著，那天也在看電視轉播，抑或為自己、為家人、為狗狗、亦為前途未卜的烏克蘭的命運而落淚，那麼，作為普世老百姓，我也真想陪她一同哭泣，並隔空給她一個最為真摯的擁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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呂恆君（Dr. Hangkun Strian）,華裔德籍漢學家，曾求學於韓國延世大學、檀國大學，並執教於韓國弘益大學、慶州大學等多所高校。此後在柏林洪堡大學亞非研究所獲得哲學博士學位。主要研究及興趣領域為文學史、電影、國際關系、基督宗教本土化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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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呂恆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