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國之聲中文網）「她一直嘗試（生兒子），試到不太能生為止，一直到40多歲吧，都還在嘗試。」90年代出生自中國南方城鎮的Rebecca，在視訊另一頭說起了母親——在一胎化政策之下，母親這輩子從來沒有節過育、也打掉難以計數的女胎，就為了生下那「一個」兒子。
計劃生育的時代，一個母親的身體所承載的結構暴力，可能是反覆墮胎、偷偷超生但求一子，也可能是「一胎上環，二胎絕育」。
「我現在回看覺得真是一種很系統的暴力，直接讓女性上節育環，然後停留那麼久。」林果說起母親Y被強制節育的經驗，顯得有些情緒波動。
從1979年到2015年，中國實行了長達36年的一胎化政策。根據官方統計，這段期間共有約3.2億中國女性子宮內被置入節育器，1.07億女性進行輸卵管結紮手術，這段經歷深深影響著幾代中國女性的人生。
獨生與超生
「我生孩子是90年代末的事了。」Y出生在中國開始推行計劃生育的70年代，在成為母親以前，她看見周遭的親友因此被迫墮胎、送養孩子以及上環。當這些「大家都在做的事」在她身上發生時，似乎一切都是理所當然。
「它其實就一個，很小的一個金屬、那種圓的。」生下林果5個月後，Y的家人怕她再次懷孕，讓她去做檢查。「那時候不理解、懵懵懂懂的，談不上什麼害怕……生完孩子後，我自己去醫院就上了環，也沒有打麻藥。如果你上環，身體不適應的話，有的是要求女性結紮。」
手術以後，控制仍未結束。Y說，計劃生育辦公室的人會定期家訪，「隔幾個月就問一下你有沒有上環」，節育環從此一直在Y的體內過了20幾年，直到後來因為婦科疾病手術才順勢移除。
林果因此成為Y唯一的女兒。「懷孕時，我就一直想要一個女兒。」Ｙ說。但不是每個家庭都能幸運地突破「重男輕女」的觀念束縛。
「我記不得幾歲，但我肯定從小就知道（一胎化政策），因為我是我們家明面上唯一的小孩。」Rebecca家有三姐妹，她排行第二。
為了不要被舉報超生，她們從小就被父母教育一套應對守則，「為了練習嘛，我爸媽問我『你們家有幾個小孩』，我會說『只有一個』；『你有什麼兄弟姐妹嗎？』， 我就要說『沒有』。」
每當有遠方親戚或父母朋友拜訪，三姐妹就會收到「任務」：姊姊與妹妹找地方躲起來，由Rebecca出來打招呼，直到訪客離開。「我們那邊是這樣子，普遍大家都偷生、超生的，我的叔叔阿姨姑姑家都至少兩個小孩，所有人都在超生。大家都有個觀念就是要生兒子。」
「他們生我姐姐時，發現是女孩，就先藏一藏，因為想生第二個看看是不是兒子。」2年後，Rebecca作為第二個女兒出生，卻被登記在家裡的戶籍，因為「他們覺得懷我那時運氣比較好，而且我媽媽那個時候肚子很大、沒有辦法瞞。」
直到上初中，Rebecca又多了一個妹妹。「其實我妹妹照理說也應該要被打掉，因為我媽媽除了生我們這三個小孩，她還懷了非常多胎，然後打掉了非常多胎，都因為是女孩，或者誤以為是女孩。」但是在打胎手術的前一晚，妹妹胎動非常明顯，Rebecca的父母才決定將她留下。
一胎化與重男輕女的觀念影響下，根據《中國衛生統計年鑑2010》，在1980-2009年間，中國人工流產數超過2.75億。男女比也因此明顯失衡，在政策結束的2015年，達到了近114:100。
「那時跟我媽媽走在街上，碰到她的朋友說生到了兒子，我媽就恭喜她、覺得非常好。對我媽來說，如果生了兒子，她會被看重，周圍的人就不會覺得她是那個『生不出兒子的』，所以即便不直說，我感覺（她）是真的很羨慕對方。」Rebecca稍作停頓再輕輕地說：「小時候會有一些爭論的吧，但長大過程我開始可以理解。因為她（母親）周圍的人都這樣覺得。」
Rebecca父母擔心被週遭人舉報超生，於是在三姐妹還小時，就將她們送到外地生活，「我們從幼兒園就去上海了，我可能兩三歲、我姐姐是四歲的時候。」
「學期結束要回老家，平時都住在幼兒園裡。」到後來Rebecca父母找到上海當地的老師接受給錢寄養，「從小學到高中就一直在換老師家住，大概五、六個老師吧。」
「對我來說週末回老師家，然後幾個禮拜跟我爸媽打個電話，他們一個學期來接我一次回老家。對我來說，我的人生就是這樣子。後來中學、大學看到了同學跟他們家人相處，才會感受到差異，才知道我們這樣子是算奇怪的家庭。」
但Rebecca試著從不同角度回看這段過往：「我們兩個在外面住老師家挺好的，這樣的話，我們可以長成自己想要的樣子，不需要什麼都聽他們（父母）要求。如果我跟他們一起長大了，我也會內化一些這樣（生育）的觀念，也有可能啊。」
「把握自己的身體」
「我沒聽過有人跟她說你不要生了，就只有我們跟我媽說『你不要生了幹嘛，為啥非得生一個男的』。」Rebecca眼中的母親，一直為了生兒子付出非常多努力，最後仍然沒能如願。「從我小時候到現在，我媽媽身體都不太好。我知道她的身體有影響比較嚴重的是，她有試圖做過試管嬰兒，需要打針排卵、取卵，這個過程很傷身體，我媽媽那個時候開始身體就很差。」
跟長期與父母分散兩地的Rebecca不同，獨生女兒林果和作為母親的Y，在其成長過程有了許多對話的可能。分別受訪的她們，不約而同地提到林果上大學後，母女關係的一次關鍵轉變。
「我之前對女性包括身體健康這方面了解比較少，後來我孩子上大學以後，接觸到性教育這一塊，然後她願意跟我說，我也願意聽，透過她了解了很多，對自己也了解更多，我們就溝通了起來。」Y說起女兒，露出溫柔又有些驕傲的表情。
林果也分享起自己青春期的心境變化，「我覺得我跟媽媽的關係經歷一些變化，我努力打開一點自己，然後達成一種比較平衡的狀態是，不只把她當做媽媽，也是一個獨立的女性個體，跟她討論例如更年期的變化，就稍微聊兩句。」
林果在當時，也跟同學們一起做了關於性教育的社團，「這個過程對我是蠻大的轉變，它可以承載住青春期沒有被解答的困惑，那之後才會主動去問、才會好奇，然後才發現『 哎，其實我和小夥伴在聊的這些事，完全可以問一下媽媽』 。」
在這些探索與對話的過程，節育環也成為母女倆的「連結」。
「我記得是2021年，這個話題（節育環）在我和媽媽之間發生。和小夥伴們聊了後會想說，那我們都回去問一下『媽媽的環有沒有摘？什麼時候摘？如果沒摘，身體什麼時候去做檢查？有沒有什麼影響？』」林果在聽完媽媽的故事後，受到了不小衝擊：「就是皺眉，然後很糾結，覺得怎麼會這樣？為什麼必須要這樣？」
同一年，Y的卵巢出現了狀況。
「上環上了很多年，一直在身體裡面，2021年發現有卵巢囊腫，去醫院檢查需要做手術，順便就把那個環取掉了。」當時疫情仍嚴重影響著中國，Y在手術後沒有家人陪伴，一個人待在醫院，「那時候住在婦科嘛，都是女性，好多女性因為各種原因住院，我就觀察她們。住了一個星期後，我就感覺 ，以後我要更多地去關注自己的身體。」
「如果我以前可能知道的信息更多一點，會對身體有很多影響，各種各樣的對吧？可能我的選擇會有所不一樣的，我不會透過這個方式來避孕。我絕對不會去自己裝節育環在身體裡。」
林果也在那時候對媽媽的身體有了不同的感受，「媽媽做完手術，身體上經歷一些潮熱等等症狀，我會比較注意問她身體感受上的變化。那個也是我第一次覺得，媽媽身為一個女性，她的身體突然浮現了出來。」
「我會在心裡一直提醒自己，要更多去感受，或者說把握自己的身體，我覺得應該也是我經歷那個很珍貴的階段。」林果輕柔地說道。
從「不能生」到「必須生」的新時代
「我不知道如果她生在我這個時代，會想要生小孩嗎？」看著母親為生兒子經歷無數掙扎的Rebecca想像著：「如果我媽媽像我，還有周圍的這種時代的話，應該就不一定要生，不需要生那麼多小孩，不需要生男孩，因為我媽媽其實沒有很喜歡小孩。」
她緊接著強調：「我覺得我媽那樣（不喜歡小孩）一點問題都沒有，如果可以不受這種限制 可以想不生就不生，我媽應該也會輕鬆很多。」
「妳已經很了不起了，一直都是一個很有野心、想要什麼都盡力去爭取的人，所以在生小孩這件事上沒有必要去委屈，不想生就不要生。」Rebecca的眼神穿過了視訊的鏡頭，對著那時的母親說著。
2021年8月，中國人大通過修改人口與計劃生育法，三孩生育政策正式開始執行。面對人口持續萎縮，中國政府開始採取新手段——2024年，社群媒體上陸陸續續有中國女性表示，接到地方官員的電話訊問其生育計畫，或是手機裡不時有鼓勵生育的簡訊跳出。
林果認為開放生育限制，女性的情況也依然類似，「其實女性的子宮還是會被盯上，她在不同時期作為不同生育政策的實施對象，然後這個生育政策可能覺得人口多少、怎麼影響社會發展 然後它（官方）就做一個判斷。」
「如果知道過去有多麼嚴酷對待生育的家庭和女性，年輕人可能都不會再吃這套。如果一個年輕女性，家庭會給她壓力的話，可能需要離開這個家庭，如果在政府治理上面真的有催生，她可能也會想離開這個國家。」林果說。
被問到對女性從「不能生到必須生」的現況，Y則說道：「當初我們在孩子小的時候決定把他帶到大城市生活，就是想讓她跟我們小時候過不一樣的生活，我希望我女兒她多一些去體驗想要的生活結婚生子就是一切順其自然。」
「不管政策上面怎麼放開生幾胎、怎麼催生，我覺得還是自己的感受最重要」Y堅定地表示：「尊重每個人，如果人家願意生，那要尊重別人，不願意生也應該要尊重別人。」
為保護並尊重受訪者意願，本篇報導人物均以化名代稱，DW記者葉家均對本篇文章亦有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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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唐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