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國之聲中文網）兩會前夕，中共政治局舉行了關於平安中國建設的集體學習，習近平在講話中再次提出要把捍衛國家政治安全擺在平安中國建設首位，這讓一些敏銳的觀察者覺察到，當局是否又要將國家安全置於經濟發展之上。人們有此疑慮，和下面這種流傳廣泛的看法有關：中國經濟之所以在疫情放開後的長時間裡萎靡不振，其中的一個重要因素，是當局把對國家安全的考量，放在發展經濟之上，當發展與安全產生矛盾或沖突時，寧可不要發展，也要確保安全。這成了中國官員事實上信守的規則。而現在，特朗普又重返白宮了，他對中國的關稅戰正在引起兩國的激烈對抗。
習近平為何如此強調“安全”？
上述看法似乎也得到現實有力印證。許多人會舉例說， 2022年召開的中共20大，習在報告中26次提到“國家安全”，遠超19大報告的18次，更比胡錦濤的18大報告4次提到“國家安全”多了22次。相反，20大報告提到“改革”，則只有寥寥幾次，顯見在習的心裡，安全的分量要大於經濟。當局此後還修訂了反間諜法，國家安全機關則大抓經濟間諜，搜查了一家本土和一家美資背景的商業咨詢機構，一時間弄得市場有點風聲鶴唳，亦讓外資感覺在中國投資不安全，甚至一度成為外交問題，以致當局多次出來保證，只要遵守中國法律，在中國投資就是安全的，不必擔心。
20大報告對安全的強調有其背景。中美對抗當時已經進行了五年，中國外部環境惡化。另一方面，20大是習完全排除其他派系，獨攬大權的開始，這也會引起中共黨內對他的不滿。在這種內外聯動下，習關注安全、重視安全——不管是他個人的安全還是政權安全，或者廣義上的國家安全——是不難理解的。這和2017年的19大背景很大不同，更和2012年的18大背景根本不一樣。
在中國，最高領導人重視什麼，那麼在執行環節，為突出這種重視，事情往往會做過頭。安全問題也一樣，還由於安全機關屬於強力部門，少受法律約束，從而在執法中給外界造成一種安全泛化的印象。這確實會影響市場特別是外資的擔憂。然而，如果由此得出國家安全高於發展經濟的結論，是值得商榷的。因為在2023年疫情完全放開後，為了拯救在疫情期間差不多奄奄一息的中國經濟，從總理到經濟官僚，輪番上陣，不斷對外資喊話，對中國經濟要有信心，投資中國，當局在對外開放上也不得不廢除一些阻礙外資進入的法律。2023年中國經濟發展最突出的一個現象，就是開放的力度比之前更大，而輿論曾普遍認為，在美國圍堵下，中國會被迫閉關自守，搞內循環。
有人可能會不以為然，在他們看來，只要習近平不放下安全的心結，中國就不可能做到真正的以經濟建設為主，即便這個話寫在當局的文件或者領導人的講話裡。倘若這樣來看問題，過於偏頗。在整個中國的戰略環境已被重置的情況下，再像19大之前那樣不考慮或少考慮安全問題，事實上是做不到的。
經濟搞砸 一切搞砸
安全問題不能不考慮，但這不等於會把安全凌駕於經濟發展之上。個中道理不難明白，安全再怎麼重要，也大不過經濟對政權的重要。經濟搞砸，一切都會搞砸，因為經濟是根本，是支撐社會運轉和政權安全的物質基礎，尤其在政權本身的合法性不足的情況下，更需要通過發展經濟來彌補。就此而言，經濟自身就是政治問題，會帶來政權的安全風險。只有把經濟搞好，才能最大程度確保政權安全。當局應該還是理解這一點的。
我們可以通過比較去年和今年的政府工作報告關於安全的論述，來看看發展與安全到底孰輕孰重。
之所以比較這兩年，而非2023年，是因為這兩年是李強主持的報告。2023年雖是新政府上台的第一年，但那年的政府工作報告是由前任總理李克強主持的，且報告重點是總結過去5年的工作，所以可比性差一點。去今兩年的政府工作報告出自李強，反映的是李強對這對關系的思考。
基本來講，政府工作報告對發展與安全的論述，有一個固定模式：在總結上年的工作中，會有一小節提到安全，去年的提法是 “推動完善國家安全體系。加強社會治安綜合治理，有效打擊電信網絡詐騙等違法犯罪活動，平安中國建設取得新進展” ；今年的提法是“完善國家安全體系。嚴防極端案事件發生，依法嚴懲惡性犯罪，全力保障人民群眾生命財產安全和社會穩定” 。在對當年經濟社會發展的總體要求中，也會有對發展與安全的要求，去年是“統籌高質量發展和高水平安全”， “堅持底線思維，做好應對各種風險挑戰的充分准備” ， “堅持高質量發展和高水平安全良性互動，在堅守安全底線的前提下，更多為發展想辦法、為企業助把力” ；今年是“更好統籌發展和安全”。
另外，在對當年政府工作任務的部署中，會有兩處提到安全，分別是第六和第十部分。去年第六部分的標題是， “更好統籌發展和安全，有效防範化解重點領域風險。堅持以高質量發展促進高水平安全，以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質量發展，標本兼治化解房地產、地方債務、中小金融機構等風險，維護經濟金融大局穩定”；今年第六部分的標題是，“有效防範化解重點領域風險，牢牢守住不發生系統性風險底線。更好統籌發展和安全，堅持在發展中逐步化解風險，努力實現高質量發展和高水平安全的良性互動”。
第十部分，則有專門一段來論述維護國家安全和社會穩定。去年的表述是，“貫徹總體國家安全觀，加強國家安全體系和能力建設。提高公共安全治理水平，推動治理模式向事前預防轉型……強化社會治安整體防控，推進掃黑除惡常態化，依法打擊各類違法犯罪活動，建設更高水平的平安中國”；今年的表述是，“全面貫徹總體國家安全觀，完善維護國家安全體制機制，推進國家安全體系和能力現代化。落實維護社會穩定責任制，加強公共安全治理，強化基層應急基礎和力量……建設更高水平的平安中國，完善社會治安整體防控體系，依法嚴厲打擊黑惡勢力、電信網絡詐騙等違法犯罪活動，保障人民群眾安居樂業、社會安定有序” 。
從上面的比較來看，報告所談的安全，無論是經濟和金融安全、公共安全還是生產安全，它們屬於廣義的國家安全，表述有側重，但有兩點還是差別明顯，一是在經濟社會發展的總體要求部分，今年只有短短一句 “更好統籌發展和安全”，去年則是三句，分屬於總體要求部分的不同段落。這是否反映了當局今年對安全的要求沒有去年強烈？二是政府工作任務的第六部分，今年把“更好統籌發展和安全”放在標題的後半段，而去年把這一句放在標題的開頭，這種順序的調整，可能是意在淡化安全的敏感性。
由此可見，至少在李強看來，安全問題雖然也非常重要，但充其量是經濟和安全兩手抓，兩手都要硬，而不能由對安全的重視沖擊經濟的主軸，他反映了李強在判斷今年形勢任務時可能更偏重經濟發展。事實上，習也放棄了安全第一的執念，假如他過去有的話。否則，便不會有民企座談會的召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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鄧聿文為政治評論員，獨立學者，中國戰略分析智庫研究員兼中國戰略分析雜志共同主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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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鄧聿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