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國之聲中文網）冠生園食品是讓很多上海人感到驕傲的民族品牌，但是他們似乎並不關心它的創始人的命運。1952年4月21日，冠生園創世人冼冠生不堪中共“三反五反”運動的羞辱，從冠生園公司樓頂跳下自殺。
冼冠生被認為是1949年以後第一個被中共迫害致死的知名企業家。
受中共迫害的企業家的名單可以很長，包括錦江飯店創始人童竹君、民生公司創始人盧作孚、光華集團創始人王光英、“火柴大王”劉鴻生……一直到農業企業家孫大午、地產企業家任志強。
格力集團董事長董明珠大概並不知道、也不關心4月21日是冼冠生的忌日，但是中共建政之後持續不斷地迫害企業家的歷史陰影，顯然長進了包括她在內的所有中國企業家的基因裡。
霸道作風還是自我閹割？
今年的4月22日，董明珠在一次會議上宣布：“絕不用海歸派，只在國內高校裡培養自己的人才”，“海歸派裡有間諜，我不知道誰是誰不是”。議論一片嘩然。
董明珠多次成為“話題女王”，批評者認為她霸道、自戀，贊揚者稱她“口無遮攔”、“快人快語”。但是，這一次，她的話恐怕和這些形容詞都沒有關系。
已有網民指出，格力電器的發展，一直受益於國外的技術。董明珠曾經的“愛將”，也是海外歸來的學子。如果她真的是“我口說我心”，那的確是愚蠢到讓人難以置信。
因此，有人認為，在當下的民粹主義政治環境之中，她顯然受到有關方面的暗示，要交夠“政治話語稅”，才能免於像馬雲一樣失勢，像趙薇一樣失蹤，或者像潘石屹一樣流亡。
國內大眾輿論也要交“政治話語稅”，其中之一就是不要談論政治。但是，大家對極不正常的言論仍然感到滿足和憤怒，需要表達出來。針對個人和性格的分析，是一種相對安全的出口。因此，輿論集中到對董明珠的專制作風和自戀人格的批評。
這些批評都不無道理。但是，公眾人物的某些性格凸顯，仍然受政治環境的限制或者鼓勵。在一個法治社會裡，“絕不用海歸派”涉嫌人群或者學歷歧視，可能會遭到人權組織的譴責和起訴。在二三十年前的中國，改革開放是主流話語，這種說法也顯得保守落後，損害企業形象。在今天，董明珠的這類個性能夠彰顯出來，在很大程度上，並不是她“快人快語”的表達，恰恰相反，是深思熟慮、自我審查和政治投機的結果。
還有更多的孫大午和任志強
交稅是法定的義務，但是稅種也可能屬於苛捐雜稅。“話語稅”的比喻，一方面強調了企業家可能遭受的政治壓力，被迫進行自我審查和言不由衷的政治表達；另一方面，也可能淡化了企業家的社會責任，以及和專制政權合作的道德和未來可能的法律責任。
支持民主自由的孫大午和痛斥習近平政策的任志強，都被判處長達十八年的牢獄徒刑。以他們的年齡，此生可能很難再有走出監獄的一天。這足以證明在當今企業家所面臨政治環境的險惡。即便如此，企業家仍然需要安頓自己的道德良知。
在納粹德國，有不少企業主利用希特勒驅趕猶太人的政策趁火打劫，低價收購甚至勒索猶太人的企業，但是也有人良心不安，私下給猶太人塞錢。還有企業家開始參與剝削猶太人，最後不遺余力地解救猶太人，這就是我們熟知的奧斯卡·辛德勒（Oskar Schindler）的故事。
我相信仍在活躍的中國企業家中，並不只有董明珠，也還有更多孫大午和任志強。沒有這些人的堅持，在個人命運的終點，董明珠和冼冠生的距離也不會太遙遠。
作者長平是中國資深媒體人、時事評論作家，六四記憶 · 人權博物館總策展人，現居德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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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長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