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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座評論:教宗方濟各的「慈悲外交」與中國遺產

(德國之聲中文網)教宗方濟各的葬禮在全球矚目之中圓滿落幕,而新任教宗的選舉也已定於5月7日正式舉行。葬禮現場,無論多國政要、神職人員,抑或普通信眾,皆以經久不息的掌聲表達追思與敬意——這被廣泛解讀為:方濟各教宗的思想遺產正在獲得廣泛認同,而新任教宗亦當承擔起延續改革的期盼。

在方濟各教宗的眾多遺產之中,最具挑戰性、亦最富爭議者,莫過於《梵中主教任命臨時協議》的簽署。新任教宗如何處理這一敏感議題,勢必成為全球關注的焦點;而與此同時,1200萬中國天主教徒——無論身處“官方”還是“地下教會”——也處在某種微妙的迷惘之中。畢竟,唯有教廷持續關注中國事務,方可能為他們的處境帶來實質性改變。

方濟各教宗與《梵中協議》之歷史動因

與歷任教宗相比,方濟各教宗對中國展現出別具一格的親近情感,這內中有著諸多因素:其來自拉美“全球南方”,對威權統治和社會不公具有直觀經驗;其矢志效仿簡朴親民的聖方濟各(San Francesco d'Assisi),尤其關注邊緣群體的艱難處境;更重要的是,作為史上首位耶穌會出身的教宗,其深受耶穌會早期在中國傳教傳統的啟發,尤其推崇利瑪竇(Matteo Ricci)的文化適應策略。

眾所周知,利瑪竇自1583年抵華之後,采取與儒家禮俗兼容的“本地化”方式,深入與明朝士大夫階層對話。他不僅感化徐光啟、李之藻等高官皈依天主教,更贏得明神宗的關注,被譽為天主教在華傳播的奠基者。方濟各教宗對其極為推崇,曾追封其為“可敬者”(venerabilis Dei servus),並多次公開贊揚其文化適應理念。

利瑪竇路線的繼承者們,如湯若望(Johann Adam Schall von Bell)、 南懷仁(Ferdinand Verbiest)等,均將西方科學與數學、天文等知識引入紫禁城,並協助制定歷法、參與外交事務,贏得康熙皇帝等的高度信任。但此種文化調適策略並未在教廷內部獲得一致認同——道明會等保守派批評耶穌會“縱容異俗”,引發激烈的“禮儀之爭”,最終導致教廷禁止“祭祖祭孔”,而清廷也於1723年正式禁教。此後天主教退入中國社會邊緣,雖在清末民初略有復蘇,但1949年後再次遭遇嚴厲打壓,尤其在“文革”期間幾近中斷。

自1980年代中國改革開放以來,教廷多次試圖恢復與北京的接觸。其中,波蘭籍的若望保祿二世(Ioannes Paulus II )借鑑冷戰時期對東歐社會主義國家的“東方政策”(Ostpolitik),強調秘密談判、避免對抗,以爭取宗教空間。其繼任者本篤十六世(Benedictus XVI )則在2007年寫給中國信徒的公開信中,呼籲打破“合法/非法”的身份對立,在良知基礎上維護教會合一,並為對話預留空間。

2013年方濟各接任教宗之後,在前任們的“耐性外交”的基礎之上,更加強調“慈悲”理念、歷史感與主動性,因“慈悲的天主形象應奠定我們處理政治事務的方式”(Il volto di Dio misericordioso fonda un modo di affrontare l’impegno politico)。其積極推動中梵接觸,最終促成2018年《梵中協議》的首次簽署,之後亦於2020、2022、2024年三度續簽,達成一個十年機制——這是自1951年中梵斷交以來的首次制度性交集,亦是“慈悲外交”(La diplomazia della misericordia)的一項重要成果。

圍繞《梵中協議》的爭議與分歧

就實質而言,方濟各的“慈悲外交”是希望借助”生機勃勃的外交“,團結不同想法、對立的政治立場以至相去甚遠的宗教觀點,而最終達成全球範圍內的和平與和解——正如91歲的樞機團雷團長(Giovanni Battista Re)在方濟各教宗的葬禮上所強調:“他指出‘慈悲’是福音的核心,並反復重申天主不厭其煩地寬恕”。

然而,具體而言,《梵中協議》關於“雙方共同任命主教”的“慈悲”或“寬恕”,卻一直面對著外界巨大質疑浪潮。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批評來自香港榮休主教陳日君樞機。其直言該協議“犧牲了地下教會”,批評其透明度低、執行力差,甚至形容為“‘東方政策’在中國的失敗延續”。

顯然,陳樞機的擔憂既出於歷史背景,亦源於對地下教會的切身體認:在中國無神論意識形態主導之下,天主教長期承受巨大壓力與政府的不信任。尤其在全面禁教年代,地下教會頂著巨大風險秘密維系與教廷的聯系,得以維持梵蒂岡在中國的主教任命與聖統制度。正因代價巨大,地下信徒對任何“可能性妥協”均格外敏感。

然而,若將《梵中協議》簡單視為對中國政府的“綏靖”,則未免忽略現實復雜性。筆者通過經年田野調查發現,中國官方教會亦堅持“與羅馬共融”,在教義方面與地下教會並無本質分歧,其接受政府監管更多出於生存策略。同時,幾乎所有官方神職人員都反對將中國天主教異化為一個“民族教會”,因這不僅削弱其普世性,也與國家對宗教的“統戰”利益相抵觸。

因此,目前梵中問題的關鍵應是在於:協議能否有效防止中共將其工具化,用以削弱地下教會或重塑教會結構?其是否真能保障“共同任命主教”的機制?江西教區2022年未經教廷批准單方任命輔理主教,以及2023年上海教區繞過教廷強行任命主教,均引發教廷不滿,亦加深著外界疑慮。

但另一方面,筆者認為,國際輿論亦需對中國的歷史語境與結構性困境保持一定理解:在一個歷史上“儒釋道三教合一”、且缺乏宗教制度傳統的世俗國家,共產黨對“超國家認同”的天然警惕,使其宗教政策長期以“可控性”為核心。而《梵中協議》的爭議,實際上也映射出整個中國宗教生態的制度性困境。

結語:在歷史張力中理解慈悲外交

綜上所述,方濟各教宗面對世界東方的威權體制,仍堅持推行“慈悲外交”,實屬充滿智識與遠見的勇氣之舉。其曾坦言《梵中協議》“並不理想”,但卻是一種“可能性的藝術”——顯然,其努力在不挑戰政權安全感的前提之下,為天主教爭取基本的尊嚴與對話空間。

正如利瑪竇當年開啟“中西會通”的歷史性嘗試,《梵中協議》亦難以倉促定論。但其制度設計、以及對雙邊對話可能性的開啟,卻在當下極端化加劇的國際局勢之中至關重要。而要避免其淪為權宜之計,則需要教廷繼續保持監督與善意堅持。

或令人欣慰的是,2024年,在教廷的持續推動之下,中共正式承認天津地下主教石鴻禎的合法身份。這或許意味著一種雙向的調整,也為協議注入某種現實的積極性。

或許,正如方濟各教宗在就任之初所言:“天主在時間之中顯現自己,他也臨在於歷史的進程之中。”此種“時間優於空間”的慈悲理念,依然在提醒著我們:真正的希望,並非源自“強勢性”的突破,而是在復雜現實之中保持信心、留住對話的可能。而新任教宗是否能繼承這份歷史的耐性,將不僅決定梵中關系的未來,亦關乎教廷如何面對全球威權、文化沖突與制度挑戰。

呂恆君(Dr. Hangkun Strian),華裔德籍漢學家。在柏林洪堡大學亞非研究所獲得哲學博士學位。主要研究及興趣領域為文學史、電影、國際關系、基督宗教本土化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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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呂恆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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