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國之聲中文網）2025年5月8日，在德國柏林首次將納粹政權戰敗紀念日設為公共假期的“解放日”，當象征二戰廢墟的威廉皇帝紀念教堂（Kaiser-Wilhelm-Gedächtniskirche）鐘聲回蕩十五分鐘之際，遠在梵蒂岡的煙囪也冉冉升起白煙，宣告一位新教宗的誕生。
“願你們平安！”——這是良十四世（Papst Leo XIV.）在聖伯多祿大教堂陽台上向世界發出的第一句問候語。而此時的柏林，正沉浸在對戰爭終結與和平願景的沉思之中。這一瞬間，兩個遙遠城市的時空意象奇跡般交匯——正如柏林總主教科赫博士（Bischof Dr. Heiner Koch）所言：結束戰爭、實現真正和平的渴望，使柏林與新教宗及整個羅馬公教世界格外相連；而這種和平呼籲，既具有精神意涵，亦不乏政治意義。
身處柏林威廉皇帝紀念教堂現場的筆者亦尤深感：這是一個象征意味極其濃厚的歷史時刻——此次秘密會議的最大爭議焦點，正是在於如何繼承教宗方濟各（Papst Franziskus）的改革遺產。從梵蒂岡各方媒體的報道來看，盡管受訪信眾幾乎一致期待新教宗將方濟各的改革路線推向更遠，教廷內部卻更傾向於選擇一位在方濟各、本篤十六世（Papst Benedikt XVI.）與若望·保祿二世（Papst Johannes Paul II.）之間尋求平衡的“調和者”。
假若新教宗完全偏向保守路線，不僅德國天主教界寄予厚望的“共議之路”（Der Synodale Weg）改革進程可能受阻，《梵中協議》等關鍵時代議題亦或將陷入停滯。然而，良十四世的迅速當選，以及其獨特的身份與經歷，卻向外界傳遞出一個相對清晰的信號：這位出身自由開放的北美、曾在南美秘魯牧養弱勢群體、同時深諳羅馬教廷運作機制的奧古斯丁會士（Augustiner），或有望成為繼承、穩定與對話的橋梁人物。
筆者將聚焦於兩大極富爭議的敏感議題——即“共議之路”與《梵中協議》，初步分析良十四世即將面對的核心挑戰。
梵德議題：“共議之路”（Der Synodale Weg）
在其首次講話中，良十四世教宗呼籲教會成為一個“在路上的共議性教會”（synodale Kirche auf dem Weg），一個“親近所有受苦者的教會”。在德國語境中，這一表述不免令人聯想到德國天主教會自2019年啟動的改革進程“共議之路”——這是德國教會在聲勢浩大的性侵醜聞發酵之後，為重建信任而推動的結構性變革嘗試。
該進程由德國主教團（Deutsche Bischofskonferenz, DBK）與平信徒組織“德國天主教徒中央委員會”（Zentralkomitee der deutschen Katholiken, ZdK）共同主持，圍繞教會權威、女性角色、性倫理與神職生活等四大核心議題展開對話，並強調透明、共決與責任機制。在全球教會內部因路線分歧而張力日增的當下，德國的“共議”實驗既被視為改革先鋒，也被某些保守派視為“過於激進”。
譬如，教會權力的去中心化、女性是否能被祝聖為神職人員、同性伴侶的祝福問題、以及司鐸獨身制度等議題，均對傳統教義構成挑戰。一方面，德國教會尤其是地方各教會滿懷期待，另一方面，羅馬教廷對此始終保持“審慎而警惕”的立場，擔心此類改革將損及教會一致性與普世性，甚至誘發分裂風險。
盡管截至2023年11月，德國“共議委員會”（Synodaler Ausschuss）已作為長期改革機制正式成立，但方濟各教宗在回函四位退出“共議之路”的德國女性神學家時，再度表達其“深切擔憂”。隨後，一封以國務卿帕羅林樞機（Pietro Parolin）、教育部部長、主教部部長共同署名的梵蒂岡信件，則直接要求廢止該委員會章程。而彼時的主教部部長——普雷沃斯特樞機（Kardinal Robert Francis Prevost）——正是今日之新任教宗良十四世。
因此，盡管良十四世首次講話中的“共議性”被廣泛視為對深化改革的支持，德國主教團主席貝辛格主教（Georg Bätzing）亦深感振奮，並相信“‘共議性’將構成教會的未來圖景”；但自教宗選舉會議返回、同樣難掩興奮之情的馬克思樞機（Reinhard Marx），則向媒體強調：一方面德國天主教界或可感受些許安慰，但另一方面，德國教會永遠屬於羅馬公教，並非一個地方性或民族性的“德意志”教會。
顯而易見：作為教會法博士、尤其是當今羅馬教廷最高權威，良十四世未來的態度似乎亦難以完全背離傳統教義。然而，由於其對“共議之路”已有深度了解（其亦參與過羅馬教廷與德國代表們的座談），並在講話中強調“傾聽”、“對話”與“陪伴”的姿態，這意味著：其或可緩和梵德之間潛在的緊張關系，為德國教會爭取“在忠誠中推進改革”的操作空間。
《梵中協議》：沉默與檢視
如果說德國的“共議之路”代表教會內部結構改革的神經末梢，那麼，與中國的主教任命協議（即《梵中主教任命臨時協議》），則無疑是羅馬教廷在地緣政治上最為敏感的一根神經——其同樣涉及基督宗教的在地化問題，同樣亦將成為良十四世教宗姿態與方略的重要試金石。
自2018年《梵中協議》首次簽署以來，盡管其目標是確立中國主教任命的機制性共識，但由於協議內容從未公開、實踐之中屢現爭議，外界始終質疑該協議的公正性與實效性。據現有信息，中國政府亦可推薦人選，教宗則保留“最終批准權”。但現實之中卻發生過數起未經教宗批准的任命事件，這令教廷不得不公開抗議，從而強化了反對者對協議“不對等性”的批評。
更為復雜的是，該協議常被外界質疑淪為損害地下教會與信仰自由的工具——盡管筆者認為，外界亦需在某種程度上理解中國社會的歷史語境與制度性困境（參見客座評論《教宗方濟各的“慈悲外交”與中國遺產》）——因此，新任教宗良十四世的態度將尤為關鍵。目前對觀察者而言，一個不可忽略的重點在於：其作為前任主教部部長，理應深度參與過全球主教人選與任命事務，因此，其對中國教會的制度性難題應是了然於心。
而從個人履歷來看：其出身於美國自由社會，卻長期在秘魯貧困群體之中傳教與服務；並且是歷史上首位來自以“服從、共生、謙卑”為核心的奧古斯丁修會教宗——這一切或可預示：良十四世同時具備結構性與牧靈性的雙重眼光——這亦或使他善於體會地下教會所承受的信仰與政治體制的張力，亦能理解中國“宗教自由”問題的現實復雜性。
因此，良十四世不太可能貿然終止《梵中協議》，而令中國教會再度陷入“孤島”困境。其更有可能推動協議的機制性細化，並強化透明度與共識性，以保障教宗真正具有“最終決定權”——這不僅是對方濟各“慈悲外交”與中國遺產的繼承，亦呼應本篤十六世的福傳遠見：即“第三個千年將在廣闊且充滿生機的亞洲收割信仰的莊稼”。
結語：“在路上的教會”
綜上所述：無論是面對德國的“共議之路”，或是對中國的敏感協議，良十四世教宗都將面臨高度復雜與多方拉扯的教會挑戰。然而，他的人格背景、教會經驗與修會傳統，或使他具備一定潛質而成為“橋梁人物”——即在傳統與改革、普世與地方之間，尋求共識與緩解張力。
若其真能踐行在聖伯多祿大殿陽台上的莊重承諾——引領一個“在路上的教會”，一個與人同行、傾聽苦難、傳播愛德、永不失去和平願景的教會——那麼，他或將被銘記為繼方濟各教宗之後，既守護正統、又勇於前行的偉大繼任者。
正如柏林紀念教堂的鐘聲與梵蒂岡升起的白煙彼此呼應——一個為記憶與沉思所鳴，一個為希望與承諾而升——良十四世教宗的任期，或許也將在這鐘聲與白煙之間，開啟一段屬於和平、改革與福傳的共同旅程。
呂恆君（Dr. Hangkun Strian）,華裔德籍漢學家。在柏林洪堡大學亞非研究所獲得哲學博士學位。主要研究及興趣領域為文學史、電影、國際關系、基督宗教本土化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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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呂恆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