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國之聲中文網）我打開一個AI聊天機器人軟件，輸入以下問題：
一位抗議者腿上中彈，在醫院剛剛接受手術之後，被警察帶走提審，一天之後回到醫院繼續治療，出院之後兩條腿長短不一，請解釋可能的原因。
機器人回答說：
抗議者腿部中彈後經歷手術、被警察帶走提審、一天後返回醫院繼續治療，最終出院後出現雙腿長短不一的情況，可能涉及以下原因：
1. 槍傷及手術導致的骨骼或軟組織損傷：
– 中彈可能造成骨折（如股骨或脛骨）或軟組織嚴重損傷。手術可能涉及骨折固定、骨碎片移除或軟組織修復。如果骨折愈合過程中骨頭對位不良（如短縮愈合或成角愈合），可能導致腿部長度縮短。
– 手術中若骨骼缺失（如骨碎片被移除）或固定裝置（如鋼板或髓內釘）位置不當，也可能影響腿部長度。
2. 術後護理中斷：
– 抗議者在手術後被帶走提審，可能中斷了關鍵的術後護理（如固定、消炎或防止感染）。這可能導致傷口感染、骨折移位或愈合延遲，進而影響骨骼正常恢復，造成腿部長度差異。
……
“廣場需要你！”
1989年5月下旬的一天，我收到一封從北京寄來的信。信中說：學生抗議運動到了關鍵時刻，政府正在調集軍隊，准備鎮壓，但是我們絕不退讓，將會血戰到底。你也快來吧，廣場需要你！
寫信者是我的一位高中好友，睡在我下鋪的兄弟，在北京上大學。上大學後，我們之間沒有太多聯系，這是我記得的唯一一次收到他的來信。
也許是當時太忙亂，我沒有給他寫回信。但是，我認真考慮了他的提議。當時，國務院總理李鵬已經發布了戒嚴令，北京市民湧上街頭攔截軍車，大量外地高校學生趕往北京進行聲援。
最後，我決定不去北京，仍然按照我自己的計劃行動。我的計劃是和幾位志同道合者組織一個演講隊（當時好像自稱“宣傳隊”），去成都郊區的工廠和農村傳播民主自由的理念。
我們這樣做的原因，至少我加入這個小組的個人原因，是斷定中共的血腥鎮壓已經不可避免，運動所剩的時間屈指可數。
在一篇文章中，我寫下了當時的感受——
李鵬的”5.19″講話徹底擊碎了我對專制政權的幻想。我至今記得當時觀看電視新聞受到的強烈震撼。李鵬眼神陰險，神情激動，聲音顫抖，多次揮動拳頭，表示要堅決鎮壓這場民主運動。那是殺人者動手之前的興奮，那是惡魔准備宣布勝利時的狂傲。那一瞬間，我確信屠殺即將到來。
長平觀察：“北京屠夫”與元朗暴徒
在這有限的時間裡，最應該做的事情是什麼呢？當時我想，應該讓更多的人了解，我們為什麼要抗議，什麼是真正的民主自由。
反腐敗不是真正的民主運動？
三十年後，我在《 紐約時報》的六四紀念報道中讀到：
美國領事館官員斯科特·貝拉德（Scott Bellard)說，最開始在成都沒有真正的學生民主運動，但在年輕工人和失業青年當中存在巨大的動蕩，主要是對腐敗和失業感到憂慮。
隨後我在記者和六四研究者林慕蓮(Louisa Lim)的著作《失憶人民共和國：天安門重訪》(People’s Republic of Amnesia: Tiananmen Revisited)中也發現，當時的美國駐成都總領事魏然（Jan de Wilde），以及當時在四川大學留學、現美國賓夕法尼亞大學中國思想史教授金鵬程（Paul Goldin）也持類似的看法。
魏然說：“我覺得他們並不知道自由和民主在中國或其他國家真正的意義是什麼。他們基本上還是在一黨制的體系內（運行）。”
金鵬程認為，“原本是反腐敗的抗議”，他說，而且這個主軸一直持續到最後一刻。“之後很久，所有人都知道北京建了一座民主女神像之後，那時候，人們才開始使用自由、民主這種詞。”
我感覺到這種說法不夠公允，對專制國家的抗議運動不夠了解，甚至有點高高在上的白人視角。
首先，在任何國家，發生大規模街頭抗議，哪怕僅僅以反腐敗為訴求，那也是民主運動，難道不是嗎？
其次，即便在西方國家，民主自由也不只是寫在教科書上的標准答案，而是一種動態的發展。
一個席卷了整個中國、長達兩個月的大規模抗議運動，參與者必定受到各種不同因素的激勵，運動主要訴求也在發生改變，但是這並不影響運動的主要性質：民眾對權力的質問，並且要求更多的政治參與，更加平等的對話機會。
再次，在長期實行暴力恐怖統治的專制國家，運動組織者和參與者喊出的口號，和他們心中的期待或者運動隱含的目的，並不能直接劃等號。
我是被官方定性的成都第一次大規模游行活動——4月17日人民南路廣場示威抗議——的組織者之一。當日，我舉著高音喇叭，帶領著一支隊伍，從四川大學游行到人民南路廣場。途中進行組織動員的主要手段，就是領頭高呼口號。有些口號經過事先和同道者商議，但大多來自領呼者臨場發揮。每一句口號，都要考慮參與者的普遍接受和回應的程度，包括讓他們感覺到相對安全。我口頭喊出的是“打到官倒”，不等於我心裡不知道什麼是民主自由。
最後，重要的是，這些描述不是事實。據我所知，民主、法治、新聞自由等等訴求，一開始就出現在抗議口號和校園大字報中。
1989年5月18日，在學生示威的壓力之下，四川省高層官員和與學生進行了對話，並由省電視台進行了報道。在對話中，四川省黨委副書記顧金池對學生說：“我們清楚知道你們的絕食運動是為了支持北京學生，也了解你們反貪腐、推動民主與法制化，以及深化改革的愛國情操。”（亦見5月19日《四川日報》報道）。可見，顧金池也知道，反貪腐和推動民主與法制化的訴求並不沖突。
“怎樣上台和怎樣下台”
澄清這個問題之後，才能繼續講我當時做的事情。
八十年代國門洞開，中國人普遍被西方國家的發展感到強烈震驚。當時如飢似渴地學習西方文明的熱潮，是現在的年輕人難以想象的情景。
我當時的主要興趣在文學與哲學，但是也浮光掠影地看了很多當代歷史學、心理學甚至物理學的介紹。對民主政治也很感興趣，但可以說了解還遠遠不足。
運動也是一個學習的過程。校園的多個角落，都貼滿了大字報，每天都密密麻麻地站滿了人，都在認真地閱讀甚至抄寫。
有一天中午，我回到寢室，發現桌子上有一大堆文件，旁邊站著一位陌生的年輕人。他是來自北京大學物理系的學生志願者，專程為我們送來北京的傳單。
我記得這些傳單中的很大一部分是闡釋民主自由的文章。我印象最深的是這樣一句話：關鍵不在誰上台誰下台，而是怎樣上台和怎樣下台。
今天看來這句話稀松平常，但是當時對我有腦洞大開的作用。它用最簡單易懂的語言，回答了當時我們經常被問到的問題。
隨後的一個傍晚，一位年輕的老師找到我們，帶我們到他的宿舍，給我們上了一堂政治哲學課。記得是從薩賓諾莎講起，一直說到羅爾斯。我印象最深的是洛克和盧梭的社會契約論：政府的權力來自人民讓渡的自由。
後來又有幾位年輕教師加入給我們補課的行列。我們也一起分析運動的方向和策略。
這些道理讓我如獲至寶，經過消化和補充學習之後，我急於想要分享給更多的人。這些大概就是我在“宣傳隊”演講的主要內容。
中彈的人也可能是我
三十六年之後，昨天（5月25日），幾位記者采訪我，要我談談人生經歷。我們花了四個半小時，還沒有談完六四。我對她們花時間聽我囉嗦充滿感激。
她們問到六四對我的影響，我的回答是：屈辱，以及活著的偶然性。後來我想到，還應該補充一點：在絕望中抗爭。
關於第二點，我談到了那位給我寫信的朋友。他在天安門廣場堅持到最後。他的一條腿中彈了。
他被送到醫院，進行了及時的手術。公安干警找上門來，要帶走他去審訊。醫生堅決反對，說對康復不利。
他仍然被帶走了。他個性倔強，不肯配合。大約一天之後，他才被送回醫院。
後來，他留下了殘疾，兩條腿長短不一。
我對記者們說：中彈的人也可能是我。我是屠殺的幸存者。
當然，我並不確定警察的野蠻提審和他的殘疾之間的關系。
AI機器人繼續回答。——
……
5. 神經或血管損傷：
– 槍傷可能損傷腿部神經或血管，影響肌肉功能或骨骼生長。如果神經損傷導致肌肉無力或癱瘓，可能出現功能性腿長差異（盡管實際骨骼長度未變）。
– 血管損傷可能影響骨骼愈合所需的血供，導致骨生長受限。
6. 康復不足或不當：
– 出院後若未進行規範的康復訓練（如物理治療或功能鍛煉），可能導致關節僵硬、肌肉萎縮或步態異常，表現為功能性腿長不等。
– 若患者因疼痛或心理因素避免使用受傷腿，可能導致代償性步態，長期加重腿長差異的感知。
……
作者長平是中國資深媒體人、時事評論作家，六四記憶 · 人權博物館總策展人，現居德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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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長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