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國之聲中文網）總部位於新加坡的“端傳媒”發表評論《國家安全與人權的碰撞：美國如何回應跨國鎮壓》，作者懷箴（MacDonald-Laurier Institute 研究員）指出，在過去一些年裡，中國流亡群體深受跨國鎮壓威脅。騷擾電話、對國內家人施壓，甚至人身威脅，並沒有隨著跨越國境線而消失。盡管人權組織多年來持續關注這一問題並呼籲政策回應，直到最近，美國國會、司法部下屬的聯邦調查局（FBI）及國土安全部（DHS）才開始警惕此類非傳統安全威脅。
文章說，中美關系的國家安全化，為流亡美國的中國異見人士帶來部分新的機遇。他們長期努力將人權議題納入美國外交政策核心但收效甚微。這是因為華盛頓過去始終優先維系與北京的經濟關系與政治合作，從而常常擱置對中國人權問題的批判。美國社會這些年開始質疑接觸與交流能夠改變中國，在“接觸”信念瓦解後，新生的是遏制中國影響力、保護自由民主國家的戰略思維。自由貿易不再是互利共贏的選擇，而是一種值得警惕的系統漏洞——中國正在利用經貿關系削弱西方的經濟安全。
然而，作者提醒說，以“安全邏輯”推進人權議題，其實是一場浮士德式交易。安全化的核心，是將所保護的對象——此處為美國國家完整性——置於其他一切之上，由此賦予國家動用非常手段的正當性。在這種框架下，人權議題退居次要，甚至成為可犧牲之物。對人道價值的堅守可能被視為“軟弱”或對敵方的天真同情，是存亡之戰中所無法承受的負擔。這一張力塑造了美國反跨國鎮壓策略：新立法將賦予執法機關更有效打擊惡意外國代理人的手段，日漸收緊的移民政策也使移民群體面臨跨國鎮壓時更為脆弱。在這種權衡中，人權讓位於國家安全，對華立場強硬的重要性超過了關懷夾在兩國之間邊緣群體所面臨的困境。
怎樣幫助中國人權項目？
關注中國問題的時事和學術網站“中參館”（China File)發表文章《中國活動人士對美國削減人權項目感到震驚》，作者凱洛格（Thomas Kellogg，喬治城大學亞洲法律中心執行主任）指出，在競選期間，特朗普在對華問題上態度強硬。上任後，他任命了多名所謂的“對華鷹派”進入重要的高級外交職位，包括盧比奧擔任國務卿。然而，除了對中國進口商品征收的驚人關稅外，人們仍不清楚特朗普的對華政策是什麼樣。進入第二任期100天，人們不知道特朗普的外交團隊是否會優先考慮中國人權，還是人權會被其他問題（包括貿易）取代。目前為止，外界收到的信號極其混雜。
面對特朗普政府終止涉華人權資金、關閉RFA和VOA等關鍵媒體的做法，中國問題觀察界該如何回應？作者認為，首先，私人基金會需要加大對中國人權活動人士的資助。沒有任何一個私人資助者，無論多大，都能完全取代美國政府的角色。但私人資助者可以、也應該在這一危機時刻伸出援手，支持那些失去DRL或NED撥款、面臨關閉風險的團體。
其次，學術界、智庫和非政府組織也有角色可扮演，可以支持那些失去工作、簽證和關鍵專業平台的活動人士、記者和知識分子，其中許多人就住在在美國。
最後但同樣重要的是，中國問題學者和研究人員應該主動聯系國會議員，確保他們了解政府單方面中止人權項目所造成的損害。到目前為止，共和黨在國會中佔多數，幾乎沒有表現出願意對政府行為進行制衡的意願。但隨著特朗普的公眾支持率持續下滑，共和黨議員可能會更願意采取行動，哪怕只是為了與一個日益不得人心的政府拉開距離。應該確保國會明白，恢復人權項目援助資金至關重要。
為什麼不應該用“China mainland”稱呼中國？
台灣“上報”發表文章《當德國學生提到中國時用“China mainland”》，作者曾友俞（台灣執業律師及寫作者）說，日前受托帶領一對來自德國HdBA的學生游覽高雄，發現這些學生對於台灣的政黨政治有一定程度的了解。然而，在溝通的過程中，因為都是使用英語，作者發現他們在談論到中國時都會使用“China mainland”，於是就問了他們為何會這麼稱呼，得到的回復是官員是這麼使用的，他們就這麼沿用了。
作者對這些德國學生指出，一般在指稱中國時是以“China”，而不會在其後加上綴語“mainland”，若指稱台灣時則是稱為“Taiwan”。因為是否有該綴語，將會形成一個是否有地理上的從屬關系之別，換言之，“mainland”與“island”的隱喻性從屬關系。雖然在中文上指稱中國會有中國、中國大陸、大陸等不一而足的用法，但至少在英文上，極少見到有“China mainland”的日常語用。
文章說，這也是台灣的政治問題，即語言問題，許多的“概念”與“實體”之間存在著錯綜的指涉關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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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牆外文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