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國之聲中文網）無獨有偶，那幾天在高雄鼓山區，也有一名大陸口音的女子，早上出沒在國小校園開直播家長引發恐慌。警方和裡長都到場了解，也找到人了，該女子從大陸來台20多年了，已取得身分證，為了直播賣貨而拍下台灣的生活點滴上傳到抖音平台。警察在她手機裡並沒有發現對孩子們有特定特寫的影片。
有關新聞一出來，社交媒體迅速沸騰，一連串未經查證的“滲透”指控浮出水面。在YouTube、Threads等平台上，不斷有網友將偶遇的街頭拍攝者貼圖上網，指責他們是“中國間諜”、“直播采集街景用於攻台”，甚至在鏡頭前喊出“六四天安門”、“台灣中國一邊一國”等口號，試圖對拍攝者“驗明正身”。
雖然這些被圍攻的對象後來被證明往往是本地居民，但這種獵巫行動仍然愈演愈烈。這也是自從陸配群體這兩年被集體汙名化以來，受排斥遭遇從線上發展到現實生活的最新案例。
戲劇性的是，這些被指控為“可疑”的陸配博主，其實長期在大陸社交平台上以“台灣生活博主”身份活躍。她們的視頻中，台灣街頭寧靜、校門井然、交通有序，被描繪成“和大陸同文同種但是更文明的社會”，這個主題在抖音、小紅書等平台素來能吸引大量流量，讓許多大陸觀眾對台灣充滿好感和憧憬。對許多陸配而言，這樣的內容不僅是文化橋梁，更是生計。
為什麼這麼多陸配投入自媒體創業呢？其實陸配在台灣就業市場長期面臨結構性障礙。據移民署調查，部分雇主與公眾對相關法規理解不足，導致陸配求職時常遭誤解；在勞動參與率偏低、社會融合進展遲緩的現實下，透過自媒體創業成為許多陸配的替代出路或者副業。她們所展現的，不僅是日常生活，更是一種在夾縫中生存的策略。
然而就是這樣的烏龍獵巫，卻迅速擴散，並蔓延到現實生活中。
幾天後，Threads上有人發文說在台中高鐵站發現一位婦女正在直播，於是他“直接走到她附近大喊八九六四、天安門、香港獨立”。結果後來就有網友發文表示這是她媽媽，一個彰化在地人，當天只是拍影片記錄跟家人團聚包粽子的心情。
有人打Uber遇到一名來台14年的山東男性陸配司機，雖然行程中對方很禮貌，但是網友依然發文質疑“現在中國人這麼輕易就可以在台灣一邊開車一邊打聽大街小巷了嗎？”然後他除了通報Uber，還標注了移民署。
某女網友爆料，一天她在家附近橋上拍風景，被一位阿姨當街質問拍什麼，為什麼長得不像台灣人。可是該拍照女網友其實是原住民。
還有某位女性攝影愛好者在台北某路口拍攝馬路，被路過網友拍下數張照片發上Threads，質疑其疑似“滲透”的行為，懷疑她像陸配，甚至像跨性別者。很快當事人發長文回應自己是地道台灣人，只是愛拍都市地景的攝影愛好者而已。但是網友們依然認為她行為可疑，繼續追討。
近日，還有一名國中畢業生穿制服對著校園內錄影，也遭網友偷拍發上社交媒體懷疑其有滲透嫌疑。後來該男生的哥哥發文稱這是他參加畢業典禮的弟弟，只是拍片留念而已。
甚至還有Twitch直播主在路上直播時，突遭一位女性闖入鏡頭，狂喊“六四天安門”與“台灣中國一邊一國”，雖然博主解釋“我是台灣人”，但該名警惕的女性依然質疑是否有“Twitch”這個平台。
這樣的案例，多不勝數。盡管就連海外的泛綠支持者學者都認為：台灣許多街道是公開資料，在谷歌地圖上都能看到，“會這樣收集資料，未必需要靠‘陸配’或中國籍人士就是”。但這些獵巫者們仍堅信有大量陸配上街拍照為對岸攻台提供地圖。
獵巫行動遠不止於此。前段時間，台灣嘉義街頭一個原本人氣滿滿的豆乳雞攤，竟因一塊門口立牌“我是東北人，請不要講台語，謝謝”，而點燃網路怒火，遭部分網友圍剿，甚至門店被打成“統戰據點”，最終導致老板閉店歇業。
去年，社交媒體上還發生過“紅色店家”事件，有網友把全台1000多家由陸配、泛藍支持者、有簡體字的店鋪，通通在谷歌地圖上標注為“有統戰嫌疑”的店家，並呼籲台灣人抑止消費，該地圖獲得很多民族主義者和KOL轉發。
“叫魂時刻”在民主世界的普遍性
針對陸配獲中國籍人士一系列的獵巫行為，不禁僅讓人想起美國漢學家孔飛力1990年出版的《叫魂：1768年中國妖術大恐慌》，該書描述了一場發生於乾隆年間的集體歇斯底裡：一則關於“剪辮吸魂”的謠言引發了全國範圍的緝拿“妖人”，冤案與恐慌如野火蔓延，最終叫魂案無一可以作坐實，整個清剿運動無疾而終。
如今在21世紀的民主台灣，這場“叫魂”的回聲似乎再度響起，只是這次的“妖人”，換成了陸配與普通市民。
其實，這種恐慌並非台灣專屬，也不是古代中國人的特有產物，更不能簡單歸咎於“愚昧無知的國民性”，它甚至與國家體制沒有必然關聯。
縱觀歷史，無論在東方還是西方，這樣的“叫魂時刻”都曾上演過。250多年前的那場“叫魂”鬧劇聽來荒誕，與今日科學發達的時代似乎毫不相干。但如果我們檢視這類群體性瘋狂的背景，就會發現，這些大規模的社會動員都顯示出類似的結構性要素：一種似是而非的意識形態、一種可被輕易動員的群眾恐懼、以及一種合法化的非常態政治。
首先，不論是“叫魂”還是“偷拍”，它們本質上都涉及對一種“看不見的敵人”的執念。相信妖術顯然不符合常識，就如相信街頭的陸配都是在“偵查地圖”一樣。但這類觀念一旦被文化建構，就會被賦予政治意義和正義正當性，成為國家認同焦慮的出口。
其次，群體性瘋狂從不是“瘋子”的專利，而是正常人在結構性恐懼與仇恨中表現出的合理反應。在撕裂的社會中，普通人渴望補償不平等結構下的失落感。
250年前，“叫魂”是一種關於權力的幻覺，也是一種皇權對底層的“權力補償機制”。在今日的台灣，揭發陸配、舉報紅色店家、發動網絡霸凌、甚至檢舉新住民，都是一種小我權力的演練，舉報機制成了“抗中”敘事下的“平民復仇”的工具，完成了“全民皆兵對抗龐大敵人”的狂熱想象。
再者，是非常態的政治機制被啟動了。在乾隆年間，叫魂被定性為“謀反”，由上至下進入國家日常治理機制。
“舉報之權”，等於扔在街頭的一支上膛武器，人人都可以取而用之，到最後，舉報成為道德表演，追殺成為情緒宣洩，甚至是一種樂趣。而如今在台灣，對象不過是換成了陸配而已。當然，如今的台灣並無朝廷賞銀，但有“按贊”、有轉發，有網絡聲量與“檢舉正義”，更有定義了“敵對勢力”的上意。
這些結構邏輯，並未因時代進步而自動消失，反而在民主制度下，它們以更隱匿、卻同樣危險的方式復現。當對象是陸配、是模糊邊界的“內敵”時，法律與媒體、民意與行政體制之間的邊界就開始失焦。
當然，台灣遠未至於全面性的恐怖統治，但這也正是此刻值得警惕之處：如果“民主”是保障台灣安全的最好武器，那麼“叫魂”的蔓延則是自廢武功。
上官亂是中國大陸作家、媒體人、評論人，長期致力於女性主義、少數族群、台灣社會人文題材的書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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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上官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