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國之聲中文網）中美的倫敦談判被觀察家普遍解讀為稀土談判，這凸顯了稀土在美中此輪博弈中的某種關鍵角色。那麼，問題來了，既然稀土這麼重要，為什麼北京不早點比如在拜登時期就打出這張王牌？因為華盛頓的很多科技管制，包括在高階芯片上卡中國的脖子，都是在拜登時期出台的。如果北京也在關鍵原材料上卡美國的脖子，是否可以換來華盛頓放松科技管制？中國芯片產業的發展就不會像現在這樣累，可以利用這個時間加速技術的升級進步，說不定芯片已經取得技術突破？
我把這段文字寫在X上，希望能夠引起人們對這個問題的討論。果然，貼文有11萬多人瀏覽，150多人留言討論。不過，遺憾的是，真正讓我覺得有價值的看法不多。大體可以把人們的回答歸納成三類：一是認為稀土作為一張王牌，不能過早打出，要在最關鍵的時候使用，效果才最好；二是認為中國政府整理國內稀土行業的各種亂相，包括打擊走私，統一管理，需要時間；三是認為中國沒有過早打出稀土牌，是利用美國的科技打壓，倒逼國內芯片產業的發展。當然，也有不少人認為中國用稀土卡不住美國的脖子，稀土提煉不是高精尖技術，美國過去基於環保等理由，不願開采稀土，如今中國打稀土牌，反而刺激美國聯手盟友開發稀土技術，擺脫對中國的依賴，過不多久，稀土牌就會失效。
專家謹慎得多
但行業專家對美國是否能夠在短期掌握稀土的精煉技術，看法要謹慎得多，一般評估建立完整的稀土供應鏈，徹底擺脫對中國的依賴，至少5-6年。中國很可能利用這段時間，在芯片的技術上先取得突破。因此現在有一種看法認為，美中的博弈天秤正在往中國這邊傾斜。假使這是一個趨勢，更有理由發問，若北京在拜登時期就用稀土對美卡脖子，中國這幾年就不會一直處於被動挨打的狀態。
稀土被廣泛應用於芯片、航空、電動車、武器等領域，而中國不僅是全球最大稀土生產國，更在中下游的冶煉分離、磁材制造等加工環節擁有全球最強的產業能力，特別是高性能的重稀土分離技術幾乎全球依賴中國供貨，所謂“第三國采購”很多其實也是買的中國冶煉後出口的產品，如日本在緬甸進口的稀土精礦，最後還是要送來中國加工。這是稀土能成為“王牌”的關鍵所在。故美國短期要擺脫對中國稀土的依賴，幾乎不太可能。
中國根本利益上的決策思路
北京當然早就清楚稀土的重要，也曾在2010年在和日本圍繞釣魚島的爭端中，用稀土小試牛刀。但是自特朗普第一任期發起對中國的貿易戰後，直到2023年底、2024年初，也即拜登執政的後期，北京才陸續對鎵、鍺、石墨、重稀土磁材實施出口管制，開始嘗試著讓稀土 “武器化”。這樣做，也是對2022年後美國“芯片與科學法案的直接回應。換言之，中國是有能力在關鍵原材料的供應上卡美國的脖子，可北京一直“按兵不動”，寧願辛苦和美國打貿易戰，吃力應對科技圍堵，直到特朗普這次對中國加征高對等關稅，才後發制人。這背後的原因是什麼，反映了北京在攸關國家生存發展的根本利益上怎樣的決策思路，才是外界需要探討的。
在我看來，北京在拜登時期不打稀土牌的原因，首先是戰略判斷出了問題，也就是誤判了拜登政府的“意圖與底線”。與特朗普第一任期對中國的極限施壓不同，拜登政府的技術遏制顯得精密和系統，與此同時，也在外交上強調“負責任競爭”、“不尋求新冷戰”，不和中國脫鉤。拜登政府的這套說辭對北京有一定的迷惑性，不像特朗普的不可預測，拜登作為建制派政治人物，又回到了美國傳統政治和外交的可預測性上來，讓北京判斷拜登政府的遏制更“軟”，存在博弈空間，不會失控，寄望於對話和談判來解決彼此分歧和核心關切點，回到2015年前後那種“可控對抗”狀態。北京曾試圖通過外交重啟、產業讓利、市場開放——例如批准波音采購、修改反壟斷審查等——來換取拜登政府放松科技限制。在這種思路下，北京可能認為打出稀土牌意味著對美徹底攤牌，不符合同美競爭“拖而不決”的戰略節奏。但這明顯是對拜登政府的誤判，直到拜登臨近下台前，北京才醒悟到這點。
其次，北京對“稀土牌”的效力評估可能過於謹慎。作為中國完全可以主導的一張戰略王牌，北京雖然早就認識到了稀土的重要性，但鑑於稀土的提煉並非難以掌握，北京可能存在一種擔憂，認為這張牌一旦過早打出，就暴露出了自己的底牌，以後要再打這張牌，功效會大大下降。因為打稀土牌，勢必會激發美國對稀土等關鍵原材料的全面自主化，和日韓澳加等盟友聯合替代行動，畢竟2010年北京也曾對日本用過此牌，華盛頓不會沒有記憶。事實證明北京的憂慮不是沒有一點道理，拜登政府的確在推進這些動作——國防部直接投資稀土項目、拜登簽署《關鍵礦產法案》、美澳合作建設磁材鏈條等。但這也恰恰表明，北京不打稀土牌也刺激了對抗，打了反而可能更早結束美國的技術圍堵。原因在於，盡管拜登政府已在預防，可華盛頓沒有意識到重建稀土供應鏈的復雜性，也未料到美國對中國稀土的依賴竟如此廣泛和嚴重。
第三，中國內部 “市場換技術”的思路慣性還很強大，可能也影響了北京的稀土決策。“市場換技術”是中國實行開放後一直奉行的引資策略。中國有十幾億人的龐大市場，西方有技術，用中國的比較優勢換西方的比較優勢，雙方都獲益。盡管在拜登時期，美中從過去的戰略接觸變成了戰略遏制和競爭，兩國關系顯著惡化，但北京仍寄希望於吸引蘋果、特斯拉、高通等美國大企業在華“深扎根”，來制衡華盛頓的遏制。可北京不明白，這個策略的有效性此時大大下降，因為美國對中國的戰略遏制不只是拜登政府，也是華盛頓的兩黨共識乃至幾乎整個美國社會。所以這些企業雖然享受了中國市場的好處，但不太可能去游說華盛頓減輕對中國的技術打壓，或者它們的游說沒有起到多大作用。可以說，過度依賴所謂的“美企+中國市場綁定”邏輯，反而容易放棄稀土這張更果斷和有效的戰略反制工具。
不輕易打出的牌
此外，也許北京還有其他考慮，比如我前面提到的貼文留言，稀土的管控機制在拜登時期尚未建立好，以及擔心打稀土牌引發美國的全面反制。拜登政府喜歡聯合盟友搞“友岸外包”，如果北京用稀土過早“開火”，可能會被華盛頓解讀為對全球供應鏈的政治化威脅，進而促使西方集體加速“去中化”，北京不願過早刺激這種聯動機制。但至於擔憂西方集體加速擺脫對中國稀土的依賴，現在來看，並非容易做到。
中國外交的底色是維持全球貿易穩定和避免硬脫鉤。北京在特朗普對全球發動對等關稅戰後，才對美國進行稀土管制，看上去更像是把稀土作為最後的威懾手段，而不是輕易打出的牌。然而，從上述分析看，如果早點打出這張牌，雖然未必在戰術上立刻有效，但在戰略上原本應更早使用，很可能迫使美國國防工業、航天部門面臨“現實威脅”，倒逼華盛頓在某些環節放松限制；同時給中國芯片產業爭取更長時間窗口，讓光刻機、EDA軟件、先進制程不至於被全面封死那麼早。有一種觀點認為，早幾年如果對美稀土反擊，中國芯片和替代產業鏈還很弱，容易被“雙殺”，如今華為、中芯國際等已有部分突破，中國就有更多底氣采取對等反制。然而，這種看法沒有看到，若美國因為稀土卡脖子而對中國放松某些半導體限制，華為、中芯等中國企業不就可以更早取得技術突破，與美國對抗更有底氣？
北京因為誤判沒有在拜登時期打稀土牌，喪失了原本可能在戰略節奏上爭取的先機，雖然如今將稀土“武器化”似乎也不太晚，但華盛頓也在積極部署“去中化”戰略物資供應鏈，在雙方都亮出了“絕殺”武器後，或許，真正的對抗期才剛剛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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鄧聿文為政治評論員，獨立學者，中國戰略分析智庫研究員兼中國戰略分析雜志共同主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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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鄧聿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