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國之聲中文網）中國政府通過強大的宣傳機器，把一些話題渲染成超敏感的“紅線”和“底線”，讓人們無法展開討論。然後，在這種不可討論的語境中，進行一些“理所當然”的強化灌輸，聽起來好像真的是無可爭議。例如，“自古以來就是中國的領土”，從歷史發展的維度看荒謬絕倫，但是很多中國人認為是鐵板釘釘的真理。今天要討論的一個話題，更是中國政府經常“理直氣壯”地反駁西方的說法：不要對中國搞雙重標准。
這個說法最新出現在歐盟與中國政府的稀土管制爭議我vi中。本周四，歐洲議會以523票贊成、75票反對、14票棄權通過一項動議，指出中國的稀土出口管制沒有正當理由，具有脅迫意圖，並表示中國在稀土領域的“准壟斷地位”使其擁有巨大的影響力。周五，中國駐歐盟使團發言人發布聲明稱，中方對歐洲議會相關決議表示強烈不滿和堅決反對，敦促歐洲議會停止將經貿問題政治化、泛安全化，停止在出口管制問題上搞雙重標准。
一個對企業和市場進行無所不在的嚴密控制的政府，一個以“國家安全”的名義將香港國際金融中心活生生地搞成“國際金融中心遺址”的政府，要求國際社會不要將經貿問題政治化和泛安全化，其自身的“雙重標准”已經令人瞠目結舌。那麼，它是怎樣做到譴責西方社會搞“雙重標准”的呢？這恰恰是因為西方社會沒有對它實施應該實施的“雙重標准”。
為什麼要搞雙重標准？
這並不是我獨創的觀點。至少保羅·科利爾（Jean Paul Gustave Ricœur）也認為這樣。他是前世界銀行發展研究組主任，非洲經濟問題的專家。他在《最底層的10億人》、《戰爭、槍炮與選票》等著作中明確表示，對於那些不遵守國際規則的專制國家，“雙重標准恰恰是必須的”。
需要說明的是，科利爾把自己的研究對象設置為非洲窮國。但是，按照他的國際主義視野，以及“最底層的10億人”的界定（2009年人均年收入2700美元左右，並且缺乏最重要的公共產品——權力制衡機制），至少在公平和公正的邏輯上，大多數中國人顯然都不應該被排除在外。
科利爾的論證並不復雜，只是很多人不願意說穿而已——可能正如他本人也不願意對中國的事情說穿一樣——既然最底層10億人的主權國家之間合作很難，合並國家這種激進的方案又不可行，剩下唯一的選擇就是在比地區更高的層面上進行國際合作來提供缺失的公共品。
他說，必須要在不講規則的國家建立問責制。他跟中國網民一樣清楚，政府問責制不可能在一個專制國家內部建成。他說，“問責制的提供方必須由本身已經建立有效問責制的國家組成”。哪些國際算是已經建立了有效問責制呢？他認為，“通向權力的合法途徑，是自由而公正的選舉”。說到底，科利爾認為，應該由民主國家主導的國際社會，來為專制國家提供權力制衡機制這種公共產品。
面對這個假設，包括中國政府在內的專制政權會振振有詞地說：這不是侵犯國家主權嗎？科利爾對此不以為然。他說，在這些沒有公正選舉的國家中，人民並不擁有什麼國家主權，他們面對的只有國家政權。
在跟這些國家進行國際合作的時候，國際社會通常會被要求“不要實行雙重標准”。科利爾說，對這些國家提出更嚴格的標准是合理的，“雙重標准恰恰是必須的”。為此，他還詳細設計了執行“雙重標准”的路線圖，包括如何支持在這些國家發生的軍事政變。
只有民主才能維護永久和平
回到稀土爭議這個話題，歐盟認為中國政府應該放寬甚至放棄稀土管制。中國政府辯解說，稀土等相關物項具有軍民兩用屬性，中方依法對軍民兩用物項實施必要管制，既是行使自身主權，也是應盡國際義務。也就是說，跟西方民主國家一樣，中國對軍事物項進行管制，“符合國際慣例，也有利於維護世界和平穩定”。
僅僅說到這個層面，中國政府似乎的辯解似乎不無道理。吊詭的是，全球安全的現實，恰恰是中國政府對軍事物項進行管制，讓中國軍隊更加順利地發展壯大，並公然支持俄羅斯侵略烏克蘭，無所顧忌地騷擾台灣，為世界和平帶來了威脅。這就要回到世界和平的根本議題：只有民主才能維護永久和平。正是在這個意義上，針對民主和專制國家有所區別，“雙重標准恰恰是必須的”。
長平是資深媒體人、時事評論作家。他目前是德國之聲專欄作家、中國數字時代執行主編以及六四記憶 · 人權博物館總策展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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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長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