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國之聲中文網）網絡上到處都是阿道夫·希特勒的“影子”：希特勒的照片、希特勒的迷因（meme）、納粹標志、“希特勒萬歲”的口號。反猶分子、種族主義者、陰謀論者、反民主分子和希特勒的追隨者在德國、歐洲、美國、拉丁美洲、中東、印度等地四處散布他們的意識形態毒素。
希特勒這個獨裁者已經死去八十年，但是利用這個大屠殺元凶的名字卻仍能大賺特賺。世界各地的舊書店靠販賣希特勒的宣傳冊《我的奮鬥》（Mein Kampf）盈利。一份德文原版售價大約250歐元，西班牙文版《Mi Lucha》超過300歐元，而英文版《My Struggle》在一些特定網絡平台上甚至標價高達600美元。在埃及市場和印度的網絡平台上，這本書的價格則便宜得多。
如今，這本書被認為是希特勒闡述其狂熱世界觀、殘酷反猶主義以及對民主和社會多樣性的蔑視的宣言。這本書出版於1925年，是在希特勒上台的8年之前。他在《我的奮鬥》中將德國人捧為“統治種族”，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前很久，他就已經夢想著“日耳曼化”東歐，並以暴力驅逐數百萬民眾。
“戰鬥的主題早已融入書名之中——它實際上涵蓋了所有種族主義，”奧地利歷史學家奧特瑪爾·普勒金格（Othmar Plöckinger）在接受德國之聲采訪時解釋說：“也就是說，強者勝出，更強的種族佔上風。但這也適用於個人層面，在職位和權力的爭奪中，最終勝出的，是意志最堅定、最無底線的人，是在某種意義上代表‘優越種族’或‘更高能力’的人。”
普勒金格是這一領域最權威的專家之一，他參與編撰了為數不多的、真正具有啟發性的《我的奮鬥》注釋版。德國和奧地利歷史學家對希特勒的思想和語言在2000頁的著作中逐字逐句地進行了研究和分類。
1925年7月18日，《我的奮鬥》首次出版時，並沒有引起轟動。希特勒當時是一個失敗落魄的政變者，因叛國罪剛剛服刑一年多。他的國家社會主義運動在德國和奧地利規模很小，幾乎沒有政治影響力，希特勒的政治生涯似乎已經走到盡頭。
當時圖書市場上充斥著各種民族主義的政治宣言和牢獄回憶錄，希特勒的書也顯得毫無新意——就連許多追隨者也感到失望。普勒金格解釋說：“有一段出自《德意志報》的著名評論，令希特勒大為惱火。評論寫道：‘我們已經從事民族主義鬥爭四十年了，現在一個年輕的政變者（指希特勒）跑來說要教我們什麼是政治思維！’”盡管如此，這本書最終還是成為暢銷書，為希特勒帶來了可觀的經濟收益。
災難的預告
希特勒的這本書之所以特殊，在於與其他獨裁者不同，他在《我的奮鬥》中公開宣示了自己的意圖。他毫不掩飾自己的暴力幻想。在該書的注釋版中，編輯們分析道：“他堅定地宣布戰爭即將到來：未來的戰爭將是一場生存之戰，其中一切關於人道主義與美學的考量都必須化為烏有。” 因此，希特勒的暴政是一種有預告的統治。
而且他並非孤軍奮戰：在1933年的國會選舉中，有17,277,180名德國人將選票投給了希特勒和他的國家社會主義德國工人黨（NSDAP），為他鋪平了通往權力之路。
接踵而來的是席卷歐洲的全面戰爭和大屠殺——對歐洲猶太人實施的工業化種族滅絕，這一罪行在人類歷史上被認為是前所未有的。納粹政權及其追隨者以極端殘忍的方式鎮壓他們宣稱為“德國民族之敵”的所有人。
隨著1945年4月30日希特勒自殺，以及八天後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結束，他的統治體系也隨之崩塌。自那以後，德國人立下承諾：“絕不讓歷史重演！（Nie wieder）！”
“絕不讓歷史重演”這句話在今天仍然適用嗎？
“盡管1945年後德國作出了‘不再重蹈覆轍’的承諾，但反猶主義如今又重新露出了它醜陋的面目。” 英國歷史學家麗莎·派恩（Lisa Pine）在接受德國之聲采訪時總結道。她在倫敦大學歷史研究所任教。
“令人遺憾並羞愧的是，這種有毒語言讓人想起一個世紀前希特勒的言論。” 派恩指出，不僅希特勒的反猶主義存續至今，他對民主的敵意也依然存在。因此，即使在今天，深入研究希特勒的書籍依然非常重要。
她說：“我的學生在分析《我的奮鬥》的片段時，總是非常驚訝，甚至感到震驚。只有當他們親眼看到那些黑紙白字的文字時，他們才真正開始理解希特勒到底是個什麼樣的人。這很有啟發性，也很有教育意義。”
“與極右翼之間的距離正在縮短”
柏林阿瑪迪奧·安東尼奧基金會（Amadeu-Antonio-Stiftung）致力於反對極右極端主義和反猶主義，其成員尼古拉斯·勒勒（Nikolas Lelle）也觀察到極右意識形態正在危險地卷土重來。他在接受德國之聲采訪時指出，這種“與（極右翼之間的）距離正在縮短”。這一趨勢在紀念納粹罪行的紀念地中尤為明顯。
“我們從紀念館了解到，現在來自農村地區的學校班級中，幾乎每次都會有學生穿著極右翼標志的衣服，或穿著帶有極右翼口號的T恤。”他說。涂鴉納粹標志（如卐字）在德國也再次變得普遍。
更令人警惕的是，近年來，尤其是年輕的極右翼分子變得越來越具有暴力傾向。勒勒指出，暴力問題已發展到如此嚴重的地步，以至於像阿瑪迪奧·安東尼奧基金會這樣的組織不得不采取具體的保護措施。
“我們需要安裝攝像頭、防彈門，需要有人在關鍵時刻能用武力保護我們，”他說，“我們現在講的是由警方，甚至是私人安保公司提供的人身保護。我們基金會在舉辦活動時，已經明顯感受到社會氛圍的粗暴化。如今，幾乎不再在沒有安保系統的情況下舉辦任何反對反猶太主義活動了。”
社交媒體成為溫床
一百年前，希特勒發表了他的煽動性圖書《我的奮鬥》，而如今，人們在面對他那種蔑視人類的仇恨言論時，許多原本存在的禁忌正在被打破。英國提賽德大學（Teesside University）的歷史學家馬修·費爾德曼（Matthew Feldmann）也觀察到了這一現象。他在一篇論文中將極右翼在社會和文化層面的“去禁忌化”描述為一場“戲劇性的轉變”。促成這一變化的，很大程度上是社交媒體的作用。
社交媒體與極右翼的雙重策略完美契合，正如希特勒及其法西斯運動當年所做的一樣：一方面不斷用激進言論打破社會禁忌，另一方面又在其他場合表現得溫和理性、友善和解。
因此，阿瑪迪奧·安東尼奧基金會的勒勒呼籲，社會必須更加深入地參與社交媒體平台。他強調，歷史給我們上了重要的一課：“右翼極端主義、反猶主義和種族主義必須明確受到堅決抵制，必須劃出明確的紅線。這些內容必須被社會排斥，而傳播這些內容的人，也必須切實體會到社會的排斥與制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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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Hans Pfeifer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