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國之聲中文網）2008年，那時奧巴馬已得知，自己當上美國總統已經是十有八九的事，於是，他決定從全球主義出發，推動全球氣候變化政策的執行。於是，在哥本哈根氣候峰會之前， 由其民主黨主導的一個智庫專門組織了一個氣候模擬峰會。那時，在中國，氣候變化是一個在中國幾乎沒有人關心的問題。受該智庫的邀請，我跟國內幾個同事，其中有中國社科院的潘家華教授，一起在華盛頓參加了這個模擬峰會。如今，潘教授已是國內氣候變化的頂尖專家。可在那時，所有的中國學者都在初學過程中。
北京起初的目的
長話短說，這個模擬峰會最終以中方堅守自己的“原則”而無法獲得預期的效果。所謂預期的效果，從當時的西方國家來說，就是所有二氧化碳排放大國（當初美國第一，中國則是第二），都要承擔減排的義務。
中國政府當時強調發展權，而在中國官方的眼中， 經濟發展跟減排是有著直接的沖突。 於是，中國努力把自己塑造成全球排放歷史中的犧牲者，同時又是一個發展中國家。中國官方堅稱，西方發達國家必須把現有的清潔能源的技術無償地轉交給中國，這樣，中國才有可能漸漸地把自己歸入全球氣候行動的軌道。
中方這些在模擬峰會上的思路，最終在哥本哈根氣候峰會上得到了具體化。那就是，所謂的“共同但有區別的責任”原則得到更詳細的規定。而中國則屬於發展中國家，不承擔像西方工業國那樣硬性的減排責任。
從當學徒到趕走自己的“師傅”
那時，因為西方國家希望中國能通過接受西方的技術和資本從而也改變自己的政治制度，加入民主國家的陣營，所以，在技術轉讓包括清潔能源的技術轉讓方面顯得特別大方。於是，便出現了CDM (清潔發展機制) ，旨在幫助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通過溫室氣體減排合作，實現可持續發展目標並履行氣候承諾。
於是乎，中國利用這個機會，加之有意向聯合國謊報數據（即自己對清潔能源的投資數目），從歐洲和其他發達國家大批引進了清潔能源的技術。而歐洲是這些技術的主要來源，德國則更是首當其沖。於是，原來是在歐洲發明並擴散的風能和太陽能技術，紛紛轉移到中國。法國的第四代核能發電技術，也傳授給中國。中國從一張白紙過渡到一個擁有世界先進的清潔能源技術的國家。而且沒過幾年，具備了量產的能力。在政府補助下，硬是用價格戰，把歐洲的清潔能源產商一個個弄成了破產倒閉。到了2015年，中國已經在全球風能和太陽能市場上佔據了主導地位。
而當初的中國自己並不想消化自己的產量，而是追求著威權式的重商主義政策，把產品傾銷給西方國家。 最終，西方國家不得不反彈。有一度中國政府眼看著大批太陽能產品無法傾銷，於是便開始在國內消化。這倒也推動了中國自己的清潔能源一定程度上的普及。而這時，來自西方、能跟中國競爭的歐洲公司已寥寥無幾。
岌岌可危的德國光伏產業
電動車的歪打正著
跟全球氣候變化行動相呼應的是中國電動車的發展。2000年在德國汽車高層工作的萬鋼先生給中國政府提議，要像西方那樣發展燃料電池汽車。他的理由是，在燃料電池技術方面，中國和西方發達國家是在一個起跑線上，於是，中國官方便把萬鋼請回國內，在他的帶動下，開始研發燃料電池汽車。但後來才得知，燃料電池當時對中國也太難。於是，便決定用偷懶的辦法，改成了研發純電動汽車。由於其技術要求不高，於是一開始便有點起色。即便質量遠不如期待，但萬鋼為此也被提升為科技部部長，而且由於他的推動，中國好幾年始終沒有放棄電動車的研發和推廣。後來，北京特意把特斯拉請了進來，一方面抄搬特斯拉的模式，另一方面借用特斯拉為自己的電動車制造產業建立一個供應鏈。果然，如此一來，中國電動車得到飛躍式的發展。
而如今，所謂的新三大件，即太陽能、電動車電池和電動車本身，便成了習近平提出的“新質生產力”的代表。而中國又巧妙地把這些產品打扮成用對氣候變化和減排的有效產品。中國借助自己強大的制造業能力，大批地生產這些產品，並向全球各國傾銷。這就是目前中國官方在應對氣候變化旗號下的重商主義的貿易。
西方的尷尬
而在中國自2008年來在清潔能源技術飛快猛進的同時，西方國家尤其是歐洲國家卻在“睡覺”。 在加之2022年以來的烏克蘭戰爭和隨之而來的經濟制裁，使得歐洲工業國的能源價格突然提高不少。有些煤炭發電廠本來已經關閉了，而如果要重啟自己的太陽能和風能生產，已無法再跟中國競爭。
至於美國表現則更甚: 現在的特朗普總統不僅把氣候變化之說看成是騙局，而且還鼓勵美國發展化石燃料工業。並把原來美國也積極扶植的可再生能源打入冷宮。
總之，西方國家在氣候變化問題上陷入了一種尷尬。而這種尷尬，至少在近短期內無法擺脫。 除非特朗普下台，除非今後西方在可再生能源和清潔汽車工業技術上有一個新的突破。或者說，除非烏克蘭戰爭結束，使得歐洲能重新恢復自己的制造業能力並打造自己的供應鏈。
氣候政策的榜樣？
在上述的環境下，北京似乎看到了把中國打扮成應對氣候變化世界領袖的希望。這就是為什麼在最近的聯合國氣候變化峰會上，中國公布了新一輪國家自主貢獻（NDC）規劃。這是中國首次在應對氣候變化進程中設定具體減排目標。 並自稱中國是目前減排承諾最堅定、行動最有力、執行最有效的國家。但即便如此，氣候變化僅僅是北京在國際公關的手段而已，並沒有成為中國公眾大家關興的課題。
實際上，在肯定中國積極作用的同時，也應看到，即便有良好的可再生能源的技術，北京並不能跳出目前已經規定的一個魔圈，即要保住自己“世界工廠“的地位，並把自己的產品推銷給全球。一個制造業在國民經濟佔據過重地位的國家，免不了也是全球碳排放第一。 習近平對制造業有一種鐘愛，至少在他執政期間，要改變中國碳排放第一的可能性很小。因為制造業需要足夠的電、原材料。而且，即便是清潔能源產品，其生產過程本身是否是清潔，還是個問題。而大量的電動車今後在中國國內和世界上報廢的話，能否有效地進入循環經濟的軌道，也是一個大問號。
總之，全球的應對氣候變化，目前正處於一個非常困難時期。 而北京的重商主義正在歡慶這個時刻。當然，中國自己也知道，重商主義的貿易政策肯定會在“受害”國得到反彈的。
本文作者張俊華為德籍華人政治學者，在德國生活三十余年。他曾就讀於德國法蘭克福大學，並獲得哲學博士學位。此後曾執教於柏林自由大學等高校。現為法國Ecole Universitaire de Management客座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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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張俊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