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國之聲中文網）一名身穿長外套、頭發濃密、臉頰凹陷的男子跪在堆著數十具屍體的亂葬坑邊，目光黯然。一名士兵用手槍指著他的後腦勺。毫無疑問，他知道自己的生命即將終結。受害者身份迄今仍然是個謎，但凶手是誰已得到99%的確定。
德國歷史學家尤爾根·馬特烏斯（Jürgen Matthäus）表示，照片中的槍手擺出一副“隨意的姿勢”，同時表現出“表演性的冷漠”和“程序性的務實”，他很可能就是納粹戰犯雅各布斯·奧南（Jakobus Onnen），而這張照片很可能被納粹當作戰果。
尤爾根·馬特烏斯是美國大屠殺紀念館前研究部門負責人，他的最新發現最近發表在由都市出版社（Metropol Verlag）出版的《歷史科學雜志》（Zeitschrift für Geschichtswissenschaft）上。
馬特烏斯向德國之聲表示：“這是了解大屠殺歷史真相的一大進步。如果我可以概括的話，歷史學家們現在真的在想，‘啊哈，我在這裡真的突破了我們所知的極限’。”
這張名為《文尼察的最後一個猶太人》是最著名的大屠殺照片之一。它首次引起關注是在1961年，當時納粹戰犯阿道夫·艾希曼（Adolf Eichmann）在以色列受審。不過，直到現在，人們對這張照片知之甚少，一些已知的信息後來被證明是不正確的。
長期被貼錯標簽的著名照片
據當時發布該照片的合眾國際社 (UPI) ，這張照片是由來自芝加哥的大屠殺幸存者阿爾·莫斯（Al Moss）提供的。據報道，在1945年被美軍解救後不久，他在慕尼黑收到了這張照片，並將其交給了合眾國際社。
但這張照片長期以來一直被貼錯標簽。直到2023年，馬特烏斯才發現這張照片並非像最初認為的那樣是1941年至1943年期間在烏克蘭城市文尼察（Vinnytsia）拍攝的，而是在距離基輔約150公裡的別爾德切夫（Berdychiv）拍攝的。
這個錯誤是偶然被發現的。幾年前，華盛頓的美國大屠殺紀念博物館收到了奧地利國防軍士兵沃爾特·馬特納（Walter Materna）的戰爭日記，他於1941年駐扎在別爾德切夫。
日記中包含了這張照片的印刷版，但質量比之前已知的副本要好得多。日記背面寫著：“1941年7月下旬。黨衛軍在別爾德切夫城堡處決猶太人。1941年7月28日。”
馬特納在同一天的日記中描述了數百名猶太人在別爾德切夫城堡的同一個坑中被殺害的場景，這進一步證實了犯罪現場並非在文尼察，而是在別爾德切夫的理論。
馬特烏斯於2023年末在《大屠殺與種族滅絕研究》雜志上發表了他對馬特納日記的研究成果。德國《世界報》對此進行了報道。
讀者提供的線索
馬特烏斯隨後收到了一些聲稱認出凶手的讀者提供的線索，其中一條來自一位退休的高中教師。他寫道，這張“令人毛骨悚然的照片”幾十年來給他的家庭帶來揮之不去的陰霾，“因為照片上的一名黨衛軍成員與我妻子的一位叔叔——她母親的兄弟——頗為相似……這位叔叔在事件發生期間作為別動隊C的成員‘在現場’，”馬特烏斯在《歷史科學雜志》上寫道。
這位“叔叔”就是雅各布斯·奧南，他於1906年出生於東弗裡斯蘭省蒂切爾瓦夫村（Tichelwarf）的一個中產階級家庭，該村靠近荷蘭邊境。他曾在哥廷根學習法語、英語和體育，並追隨已故父親的腳步成為一名教師。後來，他在維岑豪森（Witzenhausen）的德國殖民學校任教。
1931年，他加入了納粹黨的准軍事組織沖鋒隊（簡稱SA），一年後轉入黨衛隊（SS）。黨衛隊是納粹統治下的一支精銳警察部隊，最初是希特勒的貼身衛隊。1941年6月初，雅各布斯·奧南加入了別動隊C，該別動隊在東歐屠殺了數十萬猶太人。
“他加入了沖鋒隊，後來又加入了黨衛隊。他在哥廷根學習時期顯然受到了納粹學生運動的影響，當時納粹學生運動非常盛行，尤其是在哥廷根。這就是人們可以觀察到的納粹化。”馬特烏斯說道。
人工智能助力
雅各布斯·奧南從未受到調查，因為他1943年8月在戰鬥中陣亡。此外，他的妹妹銷毀了他寄來的大量信件，讓後人無法利用這些信件找尋事件真相。
盡管面臨諸多障礙，人工智能專家仍積極參與，並使用基於人工智能的面部識別軟件，高度准確地確定了凶手的身份。為此，識別出照片上親戚的中學老師提供了用於比對的照片。
馬特烏斯說，“跨學科合作越多越好，尤其是在人文學科領域……大屠殺研究是一個跨學科領域。”這種合作可能涉及藝術史學家、技術專家、音樂學家、心理學家和政治學家等。
許多受害者身份不明
如今，槍手的姓名和個人情況已清楚。但是，盡管照片中受害者的臉很清晰，但其身份依然不明。許多案例也是一樣。馬特烏斯表示，這並不奇怪，因為納粹故意不列出在東歐被槍殺者的姓名——這與西歐被驅逐者的情況不同。
“隨著時間的推移，人們通過越來越多的努力來識別受害者，查明其身份。這些人是誰？很多工作是由幸存者完成的，根據照片、回憶錄和證詞進行身份確認，例如亞德瓦謝姆猶太人大屠殺基金會和華盛頓的美國大屠殺紀念館”，馬特烏斯說。
這位歷史學家仍然“謹慎樂觀地”認為，有朝一日，跨學科合作、集體智慧和人工智能將能夠識別出這張照片中的受害者，並為大屠殺研究開辟許多新的機會。
他說，“如果這張照片可以做到，那麼信件和日記也有可能。我認為這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社會的意願，不僅僅是政治階層，還有個人和家庭的意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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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Djamilia Prange de Oliveira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