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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發催淚彈之後:三個香港人的「後傘運人生」

(德國之聲中文網)2014年9月28日,香港爆發雨傘運動,歷時共79日。香港人佔領金鐘、中環、銅鑼灣及旺角等地區,爭取香港特首選舉落實「真普選」。是日傍晚5時58分,警方向民主運動投發香港主權移交以來的第一發催淚彈。

Kris Cheng,10年前在現場採訪的fixer,現為自由記者

10年前的9月21日,Kris從外地工作回港,眼見學界罷課展開,決定去現場看看發生什麼事;示威者於26日衝入公民廣場,讓他感到震撼;28日警方發射催淚彈那一刻,他在夏慤道現場,吃了人生的第一記催淚彈。

「當時大家有少少預感,會有事情發生,但無人有準備和裝備,我手上只有一條毛巾。」這是他第一次感受到催淚彈的威力。當年,示威者高舉雨傘登上美國《時代雜誌》封面,他在現場卻沒能看到這個畫面——因為混亂中吃了催淚彈,根本反應不過來。

運動期間,他透過Twitter(現稱X),每晚把金鐘「大台」的發言譯成英文,寫現場觀察,並協助外媒做fixer,在街頭帳篷訪問過「長毛」梁國雄,跟著美國記者採訪佔中發起人、民主派元老李柱銘及天主教香港教區榮休主教陳日君,以宗教角度切入議題。

除了中環和金鐘,Kris去過旺角、銅鑼灣做報導。他形容金鐘佔領區相對和平,現場人士會溫書,做紀念品,有點像望天打卦,而旺角佔領區較多衝突發生,試過有黑社會打人,設路障阻擋私家車衝入示威區,佔領區還有耶穌像、關公廟。

雨傘運動後,Kris加入香港英文網媒Hong Kong Free Press,繼續報導香港政治新聞,包括2016年旺角騷亂、香港立法會宣誓風波、2018年廣深港高速鐵路「一地兩檢」、 2019年反修例運動等。

作為新聞工作者,10年前後,Kris對香港民主運動有何觀察?他分析,傘運是很大的嘗試,雖然以前中央政府講過何時實行普選,或怎樣實行,但去到2014年,香港人普遍覺得普選方案講來都浪費力氣,永遠不會發生。

Kris認為,若然沒有2014年的基礎,就沒有之後的事發生,「2014年人們累積了好大怨氣,怎樣做都無用,示威被打壓,2016年立法會本土派議員又被打壓,其後新界東北、高鐵一地兩檢事件,連我只是在旁報導,去到2018年我都覺得灰到,沒有什麼東西可以做。」

Kris亦觀察到保守民主派的心態有轉變,2014年這些人士不喜歡激進行動,但到2019年,他們會站出來幫人擋催淚彈,甚至有舊民主派人士呼籲制裁官員。

10年過去,隨著《香港國安法》和《基本法》23條先後實施,他覺得香港失去了網上和現實的討論空間,好處是少了吵架,壞處是沒有一個清晰大辯論,到底「香港民主、香港自由,大家未來想做什麼?」

受訪時,Kris引述朋友的話說:「越做得耐,越有經驗的記者,對香港前景越灰,但在香港,有些年輕記者,心態不是這麼灰,(他們)有幾多做幾多,盡量嘗試。」

近年Kris移民英國,以自由記者身份撰寫香港人的海外處境。他表示,目前在香港的確有很多東西不能做,新聞編輯有自我審查是事實,但不代表不可以再作嘗試,他並未灰心,強調還有題目想繼續做,「我頂到(承受到)的情況都會想做」。

阿聲(化名),10年前仍是大學生,現移居英國

當警方在金鐘夏慤道發射催淚彈,阿聲在家看到新聞影片,決定參與罷課,響應香港專上學生聯會(學聯)和學民思潮發起的罷課行動。

阿聲表示,當時寄電郵告知大學教授不上課,有些教授理解這個決定,接受學生為了社會運動缺席課堂。罷課期間,她有時相約朋友到中環、金鐘一帶靜坐,有時一個人去,在現場看書。

雨傘運動去到後期出現疲態,甚至被人批評為嘉年華。阿聲憶述「去到現場不知道做什麼」,她罷課維持了一段時間,但不算頻密參與,始終要考慮大學的出席率。

傘運之前,她有關注2012年反國民教育運動(下稱:反國教)。傘運之後,2019年阿聲積極參與反修例運動,有時去不到示威現場,都會追看直播,想知道現場發生什麼事。

阿聲說:「香港人經歷過反國教、雨傘、反修例運動,你看到示威者的組織能力很不同。」反國教有兩、三天,學生在添馬公園集會,有講座,鼓勵大家走出去上堂;傘運期間,她發現示威者十分有秩序,例如有撿垃圾小隊、物資補給等崗位,保持地方清潔,而她會買水和退熱貼給其他人使用。

問為何會支持運動?她答得肯定:「因為當時要求真普選,我覺得831方案不是朝著那個目標,有很大落差,但當時還有希望,目標就是想香港有真普選,後來件事越來越難,目標不斷後退,經歷雨傘之後,大家都覺得不可能有真普選,維持現狀已經是最好,誰知反修例運動有種事情迫到頭上來的感覺。」

阿聲形容,雨傘是追求一些東西,反修例是希望現有的東西不被破壞,不想自由被蠶食。

反修例運動後爆發移民潮,阿聲也移民英國,開展新生活,她覺得香港將來受大陸的影響只會更多,不只言論自由,可能連找工作、職場的晉升機會,甚至香港社會都會被內地人「支配」。

傘運10年,她不看好香港的未來,直說:「(香港)不會好差,但又不會好好。如果要再有大型示威,已經是好難的事,因為(政府)控制太強,現在有組織能力的組織,都被瓦解了,例如社工和老師組織(香港教育專業人員協會於2021年宣布解散)。」

阿聲目前身處海外,之前看到新聞,一名日本留學女生回港後涉「煽動罪」被捕,令她開始講話變得很小心,因為不知道什麼可以說,什麼不可以說,「不涉及民主的議題還可以講,例如垃圾徵費,但那條紅線很不清晰」。

阿聲認為,當英國、加拿大開放港人移民途徑,很多對香港有抱負的人都離開了,「有一種勢力瓦解的感覺……未來,無論是公民社會,還是倡議,都好難」。

Morgan(化名),2014年大學畢業,現從事金融行業

中學時,Morgan已開始關心政治,2008年黃毓民和陳偉業代表社民連參選香港立法會選舉,他常在學校,跟同學討論政治話題。2012年反國教示威,他曾參與集會。

2014年9月28日凌晨,當戴耀廷在添美道集會現場宣布佔領中環正式啟動,Morgan在中信大廈外,通宵留守,當時有示威者質疑佔中「騎劫」學生集會,Morgan認同這個說法。

當日早上,警方阻撓民主派人士運送音響器材到現場,Morgan試圖阻擋警車,但一夜留守後實在太累,有點中暑,最後被警方登記身份證,送往醫院。他離開醫院時,警方已經發射了催淚彈。

Morgan笑說:「我不太記得為何會出來(示威),10年前呀,張懸都變了,對吧?」當年他常去旺角佔領區,幫手搬鐵馬和障礙物,不用上班的日子,夜晚睡在街上。他稱,自己和家人的政治立場不同,家人親政府,大家關係疏離,管不了他去示威。11月底旺角清場,他記得,自己使用雨傘抵擋,一度被推到最前排,差點被警棍打中。

佔領期間,示威者有兩派辯論。Morgan立場傾向本土派,他覺得旺角真的在抗爭,而金鐘「大台」卻不知道在做什麼。旺角清場後,他再沒去金鐘佔領區聲援。

2016年旺角「魚蛋革命」,交通警員向天開槍控制群眾,他在家看到新聞,馬上趕去現場:「有事發生我當然衝過去!」

同年,立法會新界東補選 ,他幫本土民主前線候選人梁天琦拉票;9月立法會換屆選舉,他做義工,幫本土派政黨青年新政成員游蕙禎助選,游蕙禎最終以2萬多票當選,但因宣誓風波被褫奪立法會議員資格。他承認當日很失望,但事後回想:「就算乖乖地宣誓,之後都會DQ你(取消資格)。」

他記得,那年有人發起圍堵中聯辦大樓,他亦參與其中,留到最後才撤退,強調自己不是旁觀者:「出現在場都是一個行動!」

過往他積極參與示威集會,甚至幫本土派助選,如今香港政治形態劇變,問Morgan怎樣看香港的未來?他說:「(2019年)你輸了,要認輸,不可以不認輸,你肉身未死,之後有什麼變化都很難說。簡單來說,先做好自己。」

他繼續留意新聞,「今時今日,你都要知道城市怎樣發展,老實說,不可以不看」。他現在有一份穩定工作,在香港從事金融行業,職場上,公司有些中國同事「好紅底」,說話要加倍小心,亦不會透露自己曾任職《蘋果日報》,LinkedIn及個人履歷都刪除了這項工作紀錄。

「要認清這個時代沒那麼自由,」他說。

Morgan認為,10年前自己比較悲觀,現在反而對香港前景樂觀了,不覺得灰心。

「建制派都可以為香港好,我們(市民)可能覺得他們能力不太好,所以造成今日的結果,但不一定是壞事,在這個制度下,只要人人努力做好自己,思考香港如何發展下去,結果可以是好的。」

他說,政治改革爭拗了20年,現在塵埃落定。但從另一個層面看,2014年到現在,本土意識很有用,更多人關注香港獨立樂隊和本地足球發展,凝聚力更強,「當年因為示威傳承出來的東西,並沒有消失,如果一直做下去,可能真的做到一些東西,You never know(你不會知道)。」

他形容,過程像揼石仔(用鎚仔將石頭打碎),要一步一步走,眼光放長遠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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